时评需要更多样

张颐武

   最近，“时评”这一现象引发了争议。有论者尖刻地批评这是一种“脑残”文体。当然也有不少人肯定这一文体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些讨论其实凸显了这一文体对于社会的独特的意义，显示了其影响力已经不可忽视。时评目前已经成为报刊等传统媒体的重要的部分，也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的部分。不论是传统的主流报刊，还是近些年流行的都市报刊，现在都高度重视言论的社会影响，几乎都有专门的时评的版面，也有一些时评人开始受到社会的认可和公众的欢迎。这说明无论是报刊本身的选择，还是读者的需求，时评的流行都已经成为媒体发展的新的趋势。

时评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快速的反应，也往往是从一个具体的实例出发对于社会趋势的分析。时评的篇幅短小，点到即止，不求全面深刻，但对于各种社会现象都有涉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公共空间的扩大和媒体的多样化，时评越来越成为了报刊中不可或缺的文体，也成为了公众发表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的重要的窗口。时评的对于问题的快速反应和积极发言是广开言路，社会开放程度更高的表现，也体现了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公众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高度的关切。不少时评能够切中时弊，表达公众的意见，反映民意的走向和民生的现实要求，对于社会有相当积极和正面的影响。同时，时评也是传统纸质媒体和互联网“打通”的成果。一些互联网上的“网评”，由于其特色而成为了报刊争相转载的对象。而报纸上的“时评”，如果有影响力，也会在网络中形成转载和跟帖的风潮。而一些网络评论的写作者也由于其文字清新或辛辣而被传统纸媒所借重，成为专栏作者。这样在网上网下形成了相互支撑的互为犄角之势，往往极大地拓展了言论的空间，对于社会充分了解公众的意见有极为正面的价值。由此看来，时评和过去我们看到的一般的报刊言论或者杂文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和互联网这样的新媒体的结合，使得它的言论的影响力和对于公众情绪的把握的能力都超过了以往的言论或杂文。

而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造成了价值观和生活形态的快速变化，经济情况和社会趋势的变化也相当迅速，所以公众对于快速反应的时评有着强烈的需求。时评往往价值观明确简单，对于问题的看法直截了当，是一种充满了“确定性”的文体。这对于公众在复杂的生活中寻求某种确定性是有相当的帮助的，也对于公众确立自己的价值判断，参与公共事务有相当的价值。因此，简单地否定时评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一些否定时评的言论其实也是被人们视为时评发表的，这其实也是说明了时评的价值和时评作者们对于社会的贡献。

但时评当然也有明显的局限。我想时评的问题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时评多数是由一些时评人写成，他们对于时评文体有很好的掌握，但对于社会问题的看法往往过于简单化，往往倾向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式；只求痛快淋漓，不求客观理性的策略。时评具有网评般的尖锐犀利，也有网评的一清二白。时评往往从一种情绪化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以网络博客和跟帖的风格来理解事物。常常结论来的过快过大。期望见微知著，却难免无限夸大；期望深入浅出，却难免过甚其辞。这样的文体风格对于一望而知的丑恶现象进行抨击和鞭笞是有所贡献的。但对于今天社会所面临的复杂多样的社会经济问题，对于各种矛盾纠结的多重现象的复杂性的认识却难免缺少客观理性的态度和具体入微的分析。其次，时评往往缺少第一手的资料和对于社会问题的切实的观察。往往仅仅依靠一些网络中或媒体中的报道来发表意见。就容易捕风捉影，过度引申。往往和实际情况有相当的距离。这可以说是时评当下所表现的明显的弊端。时评往往可以帮助宣泄公众的情绪，却无助于公众对于事务复杂性的深入体察和理解。

    有这样的弊端，其实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并不应该简单否定时评的贡献。现在所需要的是时评的空间的进一步的扩大。如《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有弗里德曼这样的名记者也有克鲁格曼这样的大学者。像记者这样接触第一手现实材料的人写出的时评往往有强烈的现实感，而学者是术有专攻的专家，对于问题的复杂性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可以让更多的记者和学者加入到时评人的行列之中。这样，时评就有了更多的不同意见的相互参照和相互对话，显然有利于时评的多样化和丰富化。当下的时评的问题不是应该做“减法”，让现在的时评压缩，而是要做“加法”，让更多的不同的人来写时评。这样，社会舆论的空间才会扩展，而舆论的理性和客观才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