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片的新境界

张颐武

   最近，《梅兰芳》激发了公众观影的热潮和对于梅兰芳这个中国二十世纪历史上的重要的人物的生平事迹的强烈的兴趣。而《叶问》和《非诚勿扰》也在引发着观影的热潮和媒体的热议。在经济状况面临挑战的时刻，这样的年底的“贺岁”电影热其实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它在经济方面当然意味着对于内需的拉动，意味着今天在消费方面的新的热点的生成。对于文化产业在今天的经济条件下的活跃具有相当正面和积极的意义。在文化方面则意味着中国从2002年年底的《英雄》开始的“大片”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阶段，有了新的境界。意味着“大片”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的空间和新的创造。这在今天的新的情势之下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肯定的新的热点。

这个新的热点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在于“大片”在今天已经彻底突破了过去仅仅以武侠电影为中心的固定的模式。在中国“大片”起步之初，只有武侠电影的类型和奇观式的视觉效果才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当初的“大片”都试图以武打为基础来构造电影。《英雄》、《十面埋伏》、《无极》、《夜宴》等等电影无不是以武打为基础和以绚烂的视觉效果为中心的。而到了《集结号》，“大片”开始有了现代的题材和故事，有了新的开拓和突破。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产“大片’终于有了全新的形态和多样的表现形式，武打片变成了仅仅是“大片”的一部分而不是“大片”的全部。像《梅兰芳》这样的传记电影也可以有“大片”的规模和票房效益，显然是“大片”题材的新的开拓和新的尝试。

《梅兰芳》集中表现了在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历史巨变中守候传统的同时进行革新的艺术巨匠梅兰芳的传奇。这部具有相当浓烈的文艺片气质的电影既有陈凯歌当年作为“第五代”领军人物的文人的情怀和追求的表现，也有对于当下本土观众的趣味和要求的充分的考量。梅兰芳本人其实就是中国在二十世纪的传统和现代的复杂的关系之中的最能融合二者的典范人物，电影中表现了他对于民族大义的坚守和他对于传统艺术的创新以及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最终超越，这些都显示了今天的中国人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文化认知所达到的新的层面。梅兰芳本人其实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认同的一个“最大公约数”。而陈凯歌导演的这部电影也已经达到了一个让与电影有关的各个方面都感到认可和赞赏的“最大公约数”，它所掀起的观影热潮和热烈讨论都不是偶然的。当然，这也是经历了《无极》的多重波澜之后，陈凯歌导演的一次证实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最佳的方式。和当年的《霸王别姬》相比，《梅兰芳》的大气和圆融之美显然证明了中华文化在中国和平崛起时代的意义已经更鲜明地得到了彰显。

冯小刚的《非诚勿扰》则是在“大片”之中第一次有了喜剧的类型。这种喜剧“大片”的出现，则是“大片”表现空间开放的重要标志。它既是冯小刚开创的“贺岁片”类型的新的发展，又是“大片”的新的发展。冯小刚在《夜宴》的“大片”尝试之后，在《集结号》受到了普遍的赞赏之后，又回到了他最得心应手的喜剧类型，回到了和葛优的合作，无疑说明了“大片”今天几乎可以容纳许多不同类型的电影。《叶问》当然还是传统的武侠片的类型，但其表现的深度和武打方面的新意也受到了观众的肯定。这些多样化的“大片”的出现证明了中国电影的市场在经历了早期“大片”的未必成熟的探索之后，已经渐入佳境，多样的大片的丰富性已经给了中国电影更加丰沛的生命力。这也说明“大片”所确立的行业标准已经被观众所认可。

另一方面，现在的“大片”几乎都更加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和土壤之中，并不像早期“大片”由于要照顾到中国和全球的两个市场而显得左支右绌，今天随着中国中等收入者的消费能力的兴起，中国“大片”只要在本土市场就足以收回成本，获得收益，这样就给了不同的创作者更大的回旋的空间和对于本土文化进行深入的表现的更多可能。在今天经济面临挑战的状态下仍然能够在年底有一个电影观影的热潮正是说明了经过多年的打造，一个具有相当强的支撑能力的电影市场已经成熟。

在电影《梅兰芳》中，有一段表现梅兰芳先生三十年代初到美国演出的故事。那正是大萧条时代，梅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也面临着考验。但是他们最终战胜恐惧，在美国的演出也大获成功，梅先生的艺术也上升到了新的境界。今天的复杂的经济状况给电影和文化产业带来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但电影在这个年底的所呈现的活力无遗显示了一种足以让人看到巨大希望和前景的力量。我以为如《梅兰芳》这样的电影其实具有某种“励志”的作用，而电影业的成功也给了面临挑战的其他行业启示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