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需要更从容

张颐武

最近，有关一位“国学大师”的品行经历的争议和关于在汶川地震时感动了许多人的“背妻男”的争议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激烈地进行。对于具体的争议的内容当事各方当然各执一词，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局外人看得眼花缭乱，当然也不好直接做出斩钉截铁的判断，但舆论的倾向却几乎是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国学大师”多年来是媒体追捧的人物，现在媒体却几乎一致地以“倒掉”’“欺世盗名”等表述对他进行了尖刻的品评，不仅年龄品行受到质疑，学问水平更被说得相当低下，在互联网上的评论更是毫不留情。而“背妻男”一度被视为传统的至情至性的代表，其行为足以感天动地，而一旦再婚，也引发了诸多议论，更有人指明他其实品行就有诸多缺点，其实是个“不孝子”，同样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指责。我们会发现，媒体和公众对于人物的品评判断几乎是“一边倒’的。“一边倒”的称颂肯定和同样“一边倒”的批评否定，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了。这确实值得我们的社会加以关切。

平实地说，其实这两个人物当然不是媒体过去所毫不吝惜地称颂的那样完美和不可挑剔，但也未必就像今天媒体所指认的这样一无是处。他们其实就是社会中的普通人，有诸多人性的弱点和道德的瑕疵，但很可能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当作普通人来看，其毛病可能还无伤大雅，其优点也可能对于社会不无贡献。但一旦被说得完美无瑕，当然就会被看出破绽。关于“国学大师”的品行经历的一些传闻，在文化圈内并不是无人知晓，隐藏很深的秘密，其实一直是茶余饭后的话题。而“背妻男”的缺点，在他的社区和人际网络之中肯定也不是什么难以知晓的秘密。作为常人，他们的毛病其实当然是缺点和问题，但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国学大师”的私生活问题，今天看来当然还是个人的缺点，但毕竟已经在当时相当严苛的条件下付出了多年劳教的代价，自己加以回护虽然不妥，但也是人情之常，在外人看来也未必没有其可怜可悯之处。诸如“吹牛”、自我夸大这样的毛病更是一般的人性弱点。批评当然需要，似乎也不必过度。“背妻男”的再婚在道德上似乎有失完美，但在法律上也难说有什么问题，媒体在追捧他们的时候其实并不难知道这些问题和毛病，只要稍加留意和多做了解，缺点和问题其实非常容易被呈现，对于这些人物的理解也就更加客观，报道和叙述也就会更加准确和理性。

但媒体当时由于自己的需要，仅仅根据一面的状况就无限地加以肯定，形成了几乎一致的公共舆论，变成了社会的定评。他们也就变成了“完人”。其长处被无限夸大，其短处却被视而不见。而且舆论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夸大，对于当事人自己的未必完全切实的叙述采取无保留的相信的态度，其实也是推波助澜，而当事人自己也难免顺水推舟，在水涨船高中失掉了自我约束的分寸。于是，许多夸大就更加夸大得漫无边际，许多溢美之辞就益发脱离实际。最后就引起人们的反感和嘲讽。

一旦一些问题和毛病被揭露，公众和媒体又有一种“看笑话”的心态，又是一哄而起，对于这些被媒体捧起来的公众人物的“倒掉”充满快意。其缺点和问题又难免被无限夸大，过去的疮疤被揭开，过去的不得体之处被随意嘲笑和挖苦。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匿名的特点和无限的传播能力，在网上的言论的巨大影响和需要承担的责任之间的反差巨大，网络舆论往往会更加严苛和随意。在一哄而起的肯定之后，又有了一哄而起的否定。这样的状况难免陷入一个“怪圈”。媒体和公众往往按照自己的想像和需要塑造一个人物，把他捧起来的时候唯恐其不完美，充满道德崇拜。而一旦发现他的缺点和问题，又以揭秘的方式无情抨击，充满道德义愤。我们往往急躁地寻找“完人”，又往往急躁地全盘否定。鲁迅先生所说的“捧杀”和“棒杀”的一体两面在这里体现得相当充分。

我们当然应该要求公众人物自己更加自律，更加实事求是。但同时社会和媒体似乎也需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公众人物。这里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分寸感，对一个人的长处、对于社会的贡献和他的道德水准都做实事求是的评估，肯定其可以肯定的方面的同时，其实也对于其弱点和问题客观地看待，客观地报道。我们可以想见，如果当时媒体在肯定“国学大师”或“背妻男”的时候，就能实事求是地点出其问题，今天大家也就不会有一种失望和焦虑。同时，我们社会需要一种从容感，就是对于人性有更加客观的体察和了解。我们应该认识到，人性和社会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我们当然应该对于完美的人性和道德的光辉抱有坚定的信心和进行不懈的追求，但对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生的不完美的客观体认其实也是一个社会成熟和理性的标志。我们在追求道德理想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追求本身也是长期的；我们在追求完美的同时，也应该体认不完美也是人生的一种难以避免的常态。一个理性而不是情绪化的社会，从容而不是急躁的社会其实其实会进步得更快，也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