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林斤澜先生：一个晚辈的回忆和追念

张颐武

林斤澜先生去了。

我感到了悲伤，但更多的却是惆怅。那个我们曾经如此真挚地投入了我们的感情，迷恋文字的魔力，探索文学的未知的空间，发现现代汉语的新的可能性的时代，那个我们度过了青春时代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离我们如此之远了。而林斤澜先生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先驱者和开拓者，也是在那个时代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人。斯人已逝，但过化存神，他的创造的精神和温厚的性格仍然在给与我们启迪和教益。对于我来说，林先生其实是那个文学的狂飙时代的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个精神的坐标。今天的年轻人不太了解林先生和他的写作了，也不会知道当年他对于我们的意义了。现在80后、90后的世界中，林先生似乎也难有自己的位置了。但其实林先生当年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当代文化的重要的部分，他的精神和作品其实是属于那个时代，但却超越了那个时代而具有了永恒的价值。林先生本人也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在丰富了他自己的时代的文学的同时，也给了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文学特殊的精神遗产。对于林先生来说，他的写作是执着的和坚定的，他的探索和对于人性的体察是深入的，但同时他从来都是寂寞的，包括在他最“红”的八十年代，其实他的写作还是偏于一隅，是真正“小众”的。喜爱他的作品的人从来就不是多数，他也不可能获得公众性的名声和影响，但他却靠着自己并不多的短篇小说，为我们和中国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留下了自己的见证。

我在七十年代末知道林先生的时候，是由于他1978年发表的一篇相当长的短篇小说《竹》，这部小说当时还由电影学院的教授汪岁寒先生改编成了电影，名字也叫《竹》。那电影现在知道的人也不多了，其实在当时这部根本没有受到过关注的电影还是有自己的独到的试验的。我那时还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中学生。这部作品用书信体写成，整个小说就是一个下乡到老革命的母亲曾经战斗过的南方的竹乡的女儿和母亲的通信。故事的情节不脱当年“伤痕文学”的潮流，但其文笔和那对水乡的竹林的描写还是可以看出作家的情怀和表现力。这里的“竹”被作者写的格外有神采和风致，文笔也有林先生特有的高度的凝练和对于文字的考究。有一段写竹子开花就是死亡的段落，到今天还让我记忆深刻。其实林先生五十年代就已经是有名的作家，但他真正有影响的作品其实都是在《竹》之后写出的。九十年代中叶我为湖南文艺出版社编一部《全国小说奖获奖落选代表作及批评》（短篇卷）的选本，在1978年第一届短篇小说评奖落选小说中唯一就选了这篇《竹》，不是为了它的故事，而是为了那一片“竹”和那独特的文笔。

此后，整个八十年代林先生都和他的好友汪曾祺先生一样进入了他们创作的“盛期”。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样在应该是创造力最强的青年和中年时代，没有充分展露自己的创作的才华的机会，他们都是到了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才显露了才华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前所未有的理解的。林先生1981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头像》，其实写的就是才华被埋没的痛苦和经过了长期的压抑后的喷发。这篇小说当年和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一并获奖，其实开了“新时期”文学的新的路径。林先生的关于温州家乡的“矮凳桥”故事和具有极为深沉寓意的“十年十癔”系列都是八十年代文学的最重要、也最坚实的收获，今天再读仍然并不过时，无论独特的文笔和意象，或是立意和思考都应和了时代的同时又超越了时代。

八十年代后期，我常常参加北京文联举办的活动，得以结识林先生，大概是我的学长黄子平当年的成名作就是评论林先生的文章《沉思的老树的精灵》，所以林先生对于我们都有好感，对我也非常亲切，我当时很热衷搜集一些文坛史料，所以对于北京文联当年的老作家如老舍等人的一些轶事常向林先生请益，林先生也就喜欢和我聊聊老作家的掌故。林先生是温州人，和我父亲是同乡。八十年代后期温州同乡会常有活动，我的父亲常常和林先生在这样的场合见面，谈谈他们都思念的故乡的事情，他们也会说起我。所以林先生每次见到我都要让我给我的父亲带好。可能林先生对我多一份父辈的感情。当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也没有特意到他那里请益过，不应该谬托知己，但我们每次见面我都能感受到一种关切和鼓励，也感到林先生对于晚辈的体贴和关照。

如果初次和林先生见面的人，会觉得林先生是个“好好先生”，人情练达，对于世道人心有深刻的理解，为人圆融。汪先生有一篇写林先生的文章的题目就叫《林斤澜！哈哈哈哈……》，这四个“哈”让人印象深刻。但其实林先生是外圆内方，他的个性和思考都有强烈和执着的一面。汪先生的文章就点出了林先生的这一面：“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这种风度其实是古典的，也是一种圆润而坚硬的“玉”的风格，但林先生又是现代的。他对于小说的艺术的思考也是非常强烈的。他不断地尝试小说文体的新的可能性，尝试给与小说新的生命，在这方面他是异常执着的。所以，他对于西方来的新理论非常感兴趣，也相当熟悉。他多次和我谈起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等等，也谈过诸如约翰·巴思、冯尼格特、罗布·格里耶这样的作家，他对于这一切丝毫也没有隔膜和厌倦。他比起许许多多比他年轻许多的人对于新事物敏感得多，也开放得多。这其实不是“趋时”，而是通过对于小说的不断的追求达到对于世界的不断的新的发现，在这时，他总会和许多新的事物劈面相对，而他总是要深入到这些事物的深处去探究它的内在的奥秘。我那时被许多人视为一个热衷时髦理论的年轻人，但林先生和我谈得来，他对于新的理论有深入而独特的理解，往往能够从感受中悟到新理论的精髓所在。而林先生从小说写作里悟出的理论，其实对我有极大的启发。让我知道，理论其实和现实的不间断的对话才会有阐释的力量。林先生自己也写对于小说的思考，那些文章其实有极高的理论性，也有非常通达的见识。

我想，在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汪先生和林先生可谓“双峰并峙”。如果说汪先生打开了“抒情”的路径，而林先生则打开了“象征”的路径。两个文坛的前辈其实接上了中国现代小说被中断了的传统。如果说，汪先生像是现代小说中的沈从文的话，那么，林先生就像是当年的废名。汪先生是感性而抒情的，林先生却是沉思而象征的。汪先生的文笔随性冲淡，林先生却是炼字炼句，每一句都有耐人咀嚼的深厚的意味。林先生其实是最大限度地开掘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的人。他在小说中所做的如同写诗。短小却意象纷披，境界深远。李健吾曾经说废名的小说像是过去旧诗中的绝句，用这句话来比喻林先生的小说其实也格外恰当。林先生和汪先生一样是八十年代小说最了不起的文体家，汪先生以情见长，让人体会到人间的无尽的情致，而林先生则以理服人，另开小说的一片象征的天地，给人刻骨的深切。“十年十癔”里面的那些诡异的形象，怪诞的故事其实都是将短篇小说的力度和强度推向极限的作品，这些作品里的“黑色幽默”确实是现代主义的，但它的文笔却接近传统。情景好像是中国的笔记小说式的，但其内涵却充满了内在的“现代”的紧张和吊诡。刘心武先生曾经说林先生的小说是“怪味豆”，其实正是道出了林先生的不可企及的妙处。他在八十年代那个中国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中为小说的艺术和中国人对于人性的体察提供了独特的参照。也为当时的年轻的写作者开辟了道路，八十年代后期的直到九十年代一直持续的“实验小说‘的潮流，林先生实开其端，和汪先生一起承先启后，接续了中国文学的一脉传统。这传统既是现代文学的，又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他们在两者的基础上尝试的新的路径到今天仍然会给后来者无尽的启发。

林先生当然是寂寞的，他的写作从来都是难懂的，也是“小众”的，就是在文学界之内林先生也始终是一个“另类”。林先生的故去让我感到我自己和有机会聆听林先生的教诲的八十年代也最终划开了界限，林先生的离去让我感到了那个我的青春时代已经彻底地消逝在时间的深谷的另一面，无可追寻。新的时代不会再有林先生这样的人了。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界都未必是林先生能够想到的，但林先生的写作其实为这个新的时代提供了一种见证。林先生因此仍然属于我们，也属于未来。

历来喜欢龚自珍的绝句，其中有一首纪念他的前辈同乡诗人宋大樽的绝句足以表达我此时的心境：

忽作泠然水瑟鸣，梅花四壁梦魂清。杭州几席乡前辈，灵鬼灵山独此声。

林斤澜先生安息。

                                        2009年4月13日晨2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