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的回忆：属于我的五四

   张颐武

    （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的一部分，今天看看觉得依然有意思，我删掉了理论性较强的部分，留下了我的个人的感受。把它贴在这里，以此纪念“五四”九十周年，也纪念我自己已经逝去的青春时代。）

我的五四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许多记忆的不断的展现。我还记得1979年的五四，那时我还是一个高中学生。整个社会那时正经历着开放初期的兴奋和焦虑，人们开始发生惊人的变化，开始排队购买刚刚开始重新出版的西方文学名著，雨果和狄更斯成了我们的最爱。我们开始从电视中看到了一部名为《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的美国科幻电视剧，我们也通过粗糙转录的磁带开始听到邓丽君的歌声。那个时代的急剧转变来自一种文化“氛围”的激变。我们在文革中的生活非常接近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描写，那种少年的生活未必非常压抑，而是没有方向和目标，对于自己的前途感到茫然。但那时的生活中诱惑非常少，根本没有商业社会的大众文化，所以对于文学的迷恋是许多年轻人的共同兴趣。我在最近读到王安忆的《隐居的时代》，其中讲到的那种生活让我非常熟悉，尽管王安忆那一代比我们大了许多。高考的恢复和向科学进军给了我们一个具体的目标。《歌德巴赫猜想》中的陈景润是我们钦佩的英雄。但是我们还没有一种生活的远景，还不明确自己应该努力的方向，于是就游移于许多不同的目标之间。那时正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写了锐利而敏感的文章纪念五四。当时我迷醉于新的文学和思想。那些文章中的多少有些天真但非常真挚的观点是如此有力地感动了我。当时五四开始在我的内心世界中活了起来，我开始接触了一个和一般历史教科书上的五四不同的五四。

在这里，个性解放、追求自由成了五四的新的形象。我们在原来五四追求民族尊严的含义之外，又打开了另外一个历史视界。这个五四的形象正好和当时我们的心情相契合。许多当时的文章将“文革”与封建主义相联系，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五四的思想解放作了有力的类比。我们仿佛再次经历了五四。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思考和追寻的形象树立了起来。这些文章给了我巨大的启发，真正将那个朦胧而模糊的时代的“氛围”表达得格外清晰， 周围萌动的一切好像得到了异常明确的阐释，王蒙的《春之声》里那些混杂、热烈的场景都在此得到了说明。我清楚地记得一篇论述六十年后的今天与当年一样需要精神解放的富于诗意的文章给我的兴奋和激动。我第一次感到了思想的力量。一种新的话语的巨大的说服力击倒了我。我体验了一种真正有方向的感觉，我发现我愿意将自己的选择放在文学上。当时我想，文学应该是思想最好的载体。文学写作应该是“思想解放”的最有力的武器，我期望加入这样的思考，于是我选择了当时相当不时髦的文科，考入了中文系。今天想来，那一切都是少年的青春的幻想。但这幻想是属于我的五四的真切的记忆。五四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少年的人生选择。当然，今天的一切和那时的幻想距离遥远，但毕竟已经没有再度选择的可能。那时候我正好十八岁。

北大中文系的第一个主要的文学史课程，就是现代文学。当然五四是这里最重要的开端。当时我还记得现代文学是严家炎先生给我们讲的，他的讲课严谨朴实，没有花哨的东西，却实实在在地给了我有关五四的研究和思考的路径和从历史材料探究当时时代的方法。有了严老师，我的五四少了浪漫的气质而多了冷静而客观的审视和思考的可能。而那时的大学生活中有一种对于精神的狂热，所有的同学感受到了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存在主义，精神分析都在校园中流行，而对于哲学的兴趣也异常的强烈，当时我记得除了读流行的理论书之外，像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样的复杂恢弘的书，我也努力用了很长的时间来读。今天想来，我对于理论的兴趣就是那个时代塑造的。当时的时代氛围就是对于精神的开放和新的视野的强烈的渴望。刘心武先生有一篇叫《爱情的位置》的小说，其中关于爱情的表达当时引起了轰动，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男主人公是个烤烧饼的，但他却在以一种强烈的兴趣学习阿拉伯语。这个情节其实是说明了当年”中国梦“起航的时候的氛围。今天想来，当时的精神的开拓其实给后来的经济成长提供了新的话语和表达。这些从过去解放出来的个体，其实正是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的新的发展的参与者。

我个人的少年经历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和五四的精神的联系是无可置疑的，五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选择的可能性。1979年到这个千禧年已经又过去了二十年，五四对于今天的我们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我想，二十年不会白白过去，今天的问题和思考当然和当时有了深刻的变化。我们的五四不会、也不应该仅仅象二十年前我的少年时代的想象一样。历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不是二十年前所面对的。如何回应这些沧桑之变，如何在当下进行思考应该是我们面对五四的新的立场。

五四留下的遗产其实有不同的面向。一方面，五四留下了许多与当时的历史语境相联系的具体的思考和立场；这些无疑都已复归于历史。我们不能再象二十年前一样进行一种简单的类比。因为类比往往只能发现某种表面的相似性，不可能洞悉问题的复杂性，也无法对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和分析。另一方面，五四的不回避当下问题，敢于超越传统思维的控制的精神是我们今天仍然应该传承的。我想如果五四的先驱者们面对今天的世界与中国的情势，他们的思考和写作一定会有巨大的不同。他们一定会用新的方法、提供新的思路。他们一定不会仅仅重复过去的方法，一定会寻找与当下息息相关而且具有践行效应的可能性。他们当时能够给中国提供新的方向，他们也一定会期望他们的后来者面对新的当下作出新的反应。先驱者们每每期望后来者能够超越他们，我们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如果我们躺在他们的遗产上无所作为，不能提供新的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仅仅重复他们的结论，我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泉下有知，会多么失望。我们唯一可以告慰先驱者们的事应该是超越五四，提供新的视界。知识分子的职责不仅仅是传承文化，而且同样需要超越。对于传统是如此，对于五四也同样如此。但我们往往会在面对五四时忘记这一点。五四对于我们太神圣也太辉煌，而象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的思想也让我们产生了不可逾越的感觉。它太能够激发我们的精神的依恋感。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先驱者们的期望，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职责。因此，纪念五四的最好的方法应该是寻求超越，应该在新的世界和新的世纪中寻找新的可能性。我想，这工作对于我肯定是异常困难的，也可能会走入歧路，或者一无所得，但只有这样我才真正可以对于二十年前的选择感到不太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