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2的怀想

张颐武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年，今年的纪念和追思的活动众多，无论媒体和公众都把焦点放在了重建家园和缅怀逝去的生命上。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我们对于生命的逝去仍然感到忧伤，对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命的痛苦有真切和具体的感受，我们依然对于过去的一切保持记忆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逝者已矣，生者需要有美好的未来。重建家园和让灾区的人民告别伤痛，其实也是大灾难过去一年之后的人们的关切的重点。5·12的地震是近年来中国遭遇的最重大的自然灾害之一，其冲击力和影响力都足以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中，灾难引发的中国的快速的反应和全民的动员，媒体的开放和公开，全国人民和世界的真诚的援助和支持，灾后重建的全国和世界的共同努力都成为中国在新的发展和崛起中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弥足珍贵的历程。

这其实凸显了中国人在当下对于生命的珍重，对于逝去的同胞的民胞物与的真切的感情，也凸显了在中国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巨大的提升之后，一个“新新中国”一面已经有了对于生命的更为尊重和关爱的意识，另一面也有了更强的实力的支撑，可以将这种尊重和关爱转化为具体的行动和现实的选择。对于生命的尊重和关爱，如果没有具体的条件和实力的支撑，也不可能落在实处。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当时救灾的日日夜夜，还是一年后的思考和追念，都有一个坚实的物质条件所奠定的基础。没有这样的条件，其实我们即使有了高度关爱生命的观念和意识，其实也无法得到现实的结果。因此，发展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正是今天我们能够关爱生命，追求更理想的价值的基础。而今天我们对于生命的珍重的共识也是今天物质条件提升之后才可能建构起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志愿者为地震后的重建做了许许多多的贡献，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他们自己连谋生都困难，连基本的物质条件都无法满足，他们如何能有条件来回馈社会，因此，从汶川地震之后的救灾到一年后的今天的重建其实也最好地证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硬道理，我们仍然需要一心一意地谋求发展，没有高速的发展，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我们的道德和精神的境界不可能得到现实的支撑，我们的感情和关爱也不可能落到实处。在今天经济面临许多挑战，社会发展面临许多新的课题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对于发展的专注，只有有了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我们才可能对于生命有更好的呵护，我们的价值的提升才可能得到物质的实现。

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地震发生时的信息公开和对于国际的开放都显示了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的困难和屈辱所带来的巨大的民族悲情，而是以开阔和平和的视野来面对世界的新的角度。应该看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由于中华民族在现代的屈辱和贫困的历史，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苦难视为一个民族自身的特殊的苦难，而不是与其他民族共同承受的人类的共同苦难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常常对于包括像自然灾害这样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的现象都相当敏感，被视为是“负面”的情况，而拒绝国际的援助和合作也是一种选择。这在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的条件下，也有自己必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难以避免的限制。但今天的中国已经超越了二十世纪的悲情，已经有了条件将自身所面临的挑战视为人类所面对的挑战的一部分，将中国所面对的灾难视为人类的灾难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就会更加开放地面对自身面对的灾难，对于国际的帮助和关爱有更开放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我们自身对于其他不同国家的灾难视为共同的人类的苦难的更加博大的关怀。这种共同的人类意识其实是“新新中国”告别了民族的屈辱和悲情之后的新的意识，也是现代中国的和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意识的发展和延伸。我们既有同胞的真爱也有人类的大爱，我们既有面对自身的生命的珍重又有对于所有人类生命的关爱。这其实是中国价值观得到新的升华的一个标志。

当然，地震一周年让我们对于生命也会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感受，我们一方面意识到生命的宝贵和生命的重要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生命的消逝其实也是一种必然，自然也有可能对于我们的生命施加绝对的影响。因此对于我们的生死观也会有所启发。我们可以更深地理解张载在《西铭》中对于生死的思考：“生，吾顺事，殁，吾宁也。”这样对于生命的超越性的理解在灾难过去一年后仍然会给我们新的对于生命进程的启悟。

5·12会永远让我们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