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戏的联想：关于汪先生

张颐武

最近，看了云南话剧团演出的新剧《我的西南联大》，有些感慨。这部关于西南联大的戏当然未必成熟，也比较简单，却提到了汪曾祺先生，一个剧中人举例似的说出“学生汪曾淇”的轶事，而且还借用了他的一篇小说里关于一个学生偷房东的鸡的细节，作为贯穿全剧的一个线索。这些都让我想到汪先生这个人。正好今年第二期的《大家》杂志也发表了黄裳老先生关于汪先生的回忆文章，讲了他们之间的交情，其中当然有深厚的感情和怀念，但也有一些微妙复杂的表达，耐人寻味。当年的前辈的一些交游，今天也早就是模糊的前尘往事，我们也难以探究其内在的奥妙。但这些都可以看出汪先生虽然故去多年，但他的作品却依然能够流传，他这个人也还始终受到关注。这其实已经是很幸运的事情了。今天的社会变化剧烈，许许多多好的东西也难以留下痕迹就消逝在时间的深处了。但汪先生的生命仍然通过他的作品在延续，我觉得其实说明了他的境界足以感染今天的人。

奢言不朽当然是多余的事情，但汪先生其实是不朽的。今天再读汪先生的小说，其实会看到那种古典的情怀和自然冲淡的文笔感受一种宁静和疏朗的氛围。我就常常在忙了一天之后，拿出汪先生的小说重读，就会感觉清爽许多。我想，大家喜欢汪先生就在于，他的小说写的是红尘之中的市井琐事，乡里风俗，文人轶事之类，都是世俗的生活，但却始终有脱俗的文人的气象，一种中国人的“玉”一般的精神气质。汪先生的故乡在江苏高邮，江北其实有极深的文化积淀，遗留了极为精致的文化。汪先生写的市井人物、贩夫走卒其实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我的朋友王干兄和汪先生有乡谊，他多次带我探访这些地方，我就真实的感受到了这样的地方出现汪先生这样的人物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后来汪先生西南联大的学习得以结识沈从文先生，才华受到激赏。解放后虽然有些坎坷，但还是在知识分子群中生活，汪先生的传统文人的气质其实没有真的受到过摧折，所以他的作品里确实有一股中国传统的生命贯注的境界。这让今天的人们依然着迷。

汪先生是在他将近六十岁的时候才得到大名，让公众知道的。虽然他早年的写作就表现了过人的才华和让人惊叹的功力，但却生不逢时，正好赶上了解放战争这样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人们关注的是巨大的时代变化中的社会的大走向。他那些写的平淡微妙的作品当然未必合宜，自然难有人关注。后来虽然也偶有小说发表，但那风格却难受认同。当然他对于现代京剧的写作的贡献也是值得注意的，但那毕竟其实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汪先生的文字功底和才华自然是掩饰不住的，但毕竟是是“带着镣铐跳舞”，功力不可及，但价值也难说的清楚。但到了八十年代之后，社会安定了，汪先生其实也必然地被人们所认识。

黄裳先生说八十年代他和汪曾淇同游，但汪先生已经到处受到追捧，开会请做大报告，而且吃饭的时候一定会应约留下墨宝。这样的场景我作为晚辈也曾经见识过。九十年代初期，常有和汪先生一起出游的机会，常常会看到我们开始吃饭，接待方就请汪先生留下墨宝。当时我们开玩笑，说汪先生在，我们大家都可以安心吃饭，因为汪先生无论名声或者书法都是一流的，别人也就免去了写大字的麻烦。汪先生大概对于他的字和画都还有相当的自负，所以这方面他是来者不拒的。传统的文人大概都有这样的风格，你说他的本行好，那是他的本分，他自己未必以为了不起，但如果说他的非专业的才华很高，他反而格外高兴。我看到的汪先生就是如此，说他的小说好，他没有什么兴致，但如果说的书法和绘画的功力深，他往往觉得你确实是个知音。

但汪先生其实也是寂寞的，他的名声在当年那个文学热的时代还是很响亮的，每到一处都有人围绕，连饭店的服务员也都知道这是不得了的大作家，围着他求墨宝，但其实又有谁真正知道他的内心的想法呢。在这样的场合结束，人们散去以后，汪先生其实也难以找到和他聊天的人。汪先生其实喜欢谈当年西南联大的许多往事，诸如沈从文如何如何，金岳霖如何如何。但当时年轻人对这些事情的兴趣并不大，弄写作的人都想听汪先生谈小说，但汪先生却没有多少谈“小说作法”的兴致。我对于文人的轶事历来有兴趣，所以听汪先生讲古的时候，往往到最后大家都走了，还剩下我在听那些陈年往事。

汪先生其实还有些九十年代以后写的小说和散文，没有受到过关注，但其实对于人性的追索格外地深入，也将他多年一直深深喜欢的一些现代主义的元素融入了作品。这些作品还是有风俗画的韵致，却对于一种超越世俗的人性的复杂性有深入的理解和强烈的表现。像《小孃孃》《莱生小爷》或者《鹿井丹泉》等等。这些是他晚年自我超越的力作。但其实了解的人很少，这也是汪先生寂寞的一面吧。

汪先生这样的人今后不会再有了。他的时代已经消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