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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仍然是社会公平的象征

张颐武

 

今年的高考又到了,人们仍然在热议关于高考的种种。高考仍然是许许多多家庭和学生面临的考验,也仍然是整个社会的焦点。无论是关于罗彩霞的事件,或者是电影《高考1977》的公映,还是近期人们讨论的今年考生人数的减少等等,都说明高考对于中国社会来说仍然具有的不可估量的重大的意义,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高考仍然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人生第一次最重大的考验和挑战。

虽然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高考制度本身也经过了许多调整和转变。但这一通过考试分数的高低来录取学生的制度的根本点并没有改变。虽然有种种改良和合理化的建议,也有诸多关于分数线等问题的争议,但这一制度的相对的公平性则是它的最大的合理性,也是它继续存在的最大的理由。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机制在目前社会条件下的仍然体现了社会公平,也体现了社会的现实的选择。

因此,这一制度已经成为了社会价值的底线,成为了公平竞争,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同的起跑线的象征。因此,人们才会维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维护这一制度,罗彩霞的事件才会引发公众的最高度的关切。因为,人们知道,这一制度的后面所包含的是对于公平的尊重,对于社会的基本价值的坚守,任何破坏这一制度的行为都不可能为当下的中国社会所容忍。这说明高考制度仍然像三十年前一样,是我们“中国梦”的坚实的基础,是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信心的基本的来源。我们都知道,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正是由于这一制度让他们有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机会。无论如何,高考仍然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前提和条件,在高考的面前,无论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都面临着相对公平的分数的考验。这其实说明了高考直到今天仍然是全社会的焦点的意义。

虽然确实存在人们非议的“高分低能”或者高考状元”此后平平等等现象,引来了人们对于高考的争议。但其实这里面有些需要我们更为清醒和理性认识的状况。实际上,高考其实并不是选拔人才的最高的标准,而是它的一个合格的标准,是一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门槛。在经过了大学扩招等变化之后,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环境之下,通过高考和接受高等教育仅仅是一个人生发展的最基本的起点,而其他的选择的可能性其实也越来越多。高考的分数并不是人生的最高点,而仅仅是人生的一个起点。高考的成功并不能保证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中始终成功,当然高考的挫折也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全部人生的挫折。

因此,高考的分数仅仅证明了一个人适应中学时代的学习和发展的能力,从而保证他有进入大学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和条件,而不可能保证他的未来的人生一帆风顺我们其实应该清楚,高考并不是单纯地为了选拔出天才,而是需要通过这一制度为社会发现有一定知识准备和有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的人。这里所选择的其实是合格,而不是天才。各种不同的分数线其实所标定的是不同的合格的标准,而不是天才的标准。有许多有天才的人并不适应高考这样的综合性的考察的制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实高考并不是给天才设置的发挥自己的巨大的空间,而是一个人各方面的知识准备合格的标志。天才往往并不可能依赖高考这样的制度来选拔,反而需要通过在社会和市场中脱颖而出来证明自己。但天才的情况其实是社会的特例,对于这样的特例,社会当然应该给他们足够的发展的空间,但这一空间其实并不能依赖高考来实现。高考反而是给了像我们这样资质平常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获得人生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天才的发展需要社会的呵护是完全正确的,但路径其实不可能仅仅通过高考来实现。

因此,认为高考压抑了创造力,压抑了人才的脱颖而出,也仅仅是一面的看法,和认为高考完全合乎理想一样是简单化的。高考并不仅仅是为天才设计的,因此,天才的发展也不可能依赖高考制度来获得人们常常用当年考清华的时候,钱钟书先生数学考试分数很低来证明高考对于人的考察的不合理,其实这也仅仅是一面的看法。钱先生数学得低分,并不和他在人文方面的天才成正比。数学分数同样低的人,但在人文方面也没有证明自己的才华的恐怕还是多数。也有人常常以韩寒等人的例子,来说明高考的局限其实韩寒等人并不需要高考证明自己的优秀其实可以其他的路径脱颖而出。现实的问题是,许许多多不适应考试的并没有显示韩寒一样的能力。对于所有这些人发展进步需要社会给与最大限度的关切帮助,由此说明高考的缺陷也未必完全合理。我们常常说高考压抑了许多偏科的天才,这样的情况确实可能存在,但也有许多年轻时代显露了一方面特殊才华的人后来也发展平平一个偏科的人才可能做出成就,其实一个修养和训练更加全面的人往往会有更多的“后劲”。这些情况能够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恐怕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因此,以特例来强调高考的问题,其实未必是完全恰当和理性的。

任何制度当然都有它的盲点和局限,高考当然也不例外,但高考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具有活力的。我们当然需要让这一制度更加合理和更加适应时代的需要,但也还需要依赖这一制度来体现社会的公平和让年轻人接受考验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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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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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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