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文化”的新平台

张颐武

    最近，和电影市场的活跃相类似的，是以小剧场为中心的话剧剧场演出的活跃。这种剧场演出的活跃从新世纪开始以来就不断发展和延伸，直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年轻的白领观众和大学生等爱好者为中心的非常稳定的观众群，而演出的场次数量和剧目的丰富都是前些年难以相比的，我们可以看到“话剧”所营造的新的“剧场文化”正在成形。一方面，以孟京辉、邹静之这样的多年来展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市场“人气”，已经有许许多多固定观众群和全国性的辐射力的人物不断地出品新的话剧。像以孟京辉为中心的“蜂巢剧场”，以邹静之等人为中心的“龙马社”等。另一方面，许多新兴的话剧团体也相当活跃，年轻的剧人所展现的活力和创造力都引人瞩目。看看一些本地性报纸的演出信息，就可以发现这样的持续的以小剧场为中心的新的“剧场文化”已经成为像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国际都市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已经形成了中国都市文化的新的“剧场文化”。这种“小剧场”话剧为中心的剧场文化的新的发展其实是都市生活新的生活形态发展的一种标志。它其实喻示了年轻人对于文化创造的渴望，也喻示了年轻人对于自己生活的反思的要求。

这让我想到了八十年代的情况，那时我还是大学生，算是“文艺青年”。我们那时都迷恋北京人艺的话剧，每有新戏，我们就会骑上自行车赶到人艺去看。当时人艺的剧目也非常多样，既有老舍、曹禺的保留剧目，也有不少年轻剧作家的新戏和西方的戏剧。同时像青艺和实验话剧院的话剧我们也经常去看。当时看话剧作为一种文化生活，是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人都接触的。那时学校里的校园剧的活动也相当活跃，我还记得当时人艺的《绝对信号》剧组还在北大和文学社的同学座谈，对于我们意见的认真的倾听也是后来难得一见的。话剧当时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从话剧中得到乐趣往往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拟的。因为剧场中的直接的互动和现场感世难以复制的。

但随着社会的变化，这样的情况就比较少见了。一些年来，年轻的白领或者大学生的业余生活逐渐转变为以“K歌”为中心。在KTV中唱歌逐渐成为都市休闲生活的中心，也迅速地在中国社会中得以普及。现在像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这样的以卡拉OK的技巧的比赛为基础的电视节目会风行一时 ，其基础就在于K歌文化的普及。而话剧这样的活动虽然一直在延续和发展，但已经收缩为相当“小众”的文艺生活，虽然还有影响，但和八十年代的盛况是不能相比了。但其实“K歌”的文化当然也是都市生活的一种形态，并无可争议之处，但如果都市的文化生活仅仅剩下这样一种形式也是相当单调的。同时，这种唱歌的文化是以模仿为中心的，对于性情的陶冶可能也还有一定作用，但毕竟相当有限。同时这种活动使得欣赏其他文化的机会和愿望减少，形成一种刻板的休闲生活。这种状况其实会限制人们的视野和文化趣味的培养和多样化的发展。今天这样的情况已经出现了转折，小剧场的红火其实表明了人们开始对于自身的休闲文化的不满足，这就形成了新的“剧场文化”的天地，而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戏剧活动也为这种发展准备了条件。

现在看来，除了一些已经具有声望和影响的剧人的演出有诸多不同的追求，其他不少小剧场的话剧都切合当下都市生活的诸多现实状况，又有来自网络和生活的的幽默的语言和妙趣横生的情节，紧紧地抓住了戏剧和现实的人生的诸多现实问题的接合点。这些现实问题看起来往往是过去我们视为“杯水风波”的小问题，未必具有巨大的意义，但其实是都市人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似小实大”，诸如城市人的感情的复杂性，白领在职场中遇到的诸多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方面的挑战，住房和交通方面的各种状况等等都会迅速的变成小剧场的话剧的主题。这些问题看起来并不关乎世道人心，其实是社会趋向和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的一种投射，同时一些巧妙的语言，聪明的调侃都会博得观众一笑。其间既有自嘲，也有反讽，既有真挚的投入，也有间离的反思。这些戏剧似乎艺术目标并不高远，其实验和探索的胆量也并不大，但它其实格外注重和自己的观众的沟通和互动。场下的观众是都市里面临诸多问题的年轻人，而场上的创作者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新的戏剧形态好像和我们八十年代看话剧的时候不尽相同，其实探究人生，思考自身的愿望则异曲同工。看起来未必合于规范，但一份都市生活“原生态”的生动和鲜活也足以娱人娱己。因此，这种新的“剧场文化”主要是属于年轻人的文化，但其活力可以辐射到社会之中。

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年轻人回归剧场的趋势。这种回归其实是他们渴望戏剧和现实建立联系，渴望戏剧和生活之间联系的趋向。其实这对于话剧文化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也对于一个都市打造“戏剧之都”的文化创意的新亮点大有益处。目前一方面是为这种戏剧的复兴提供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保护当下的这份似乎“野蛮生长”的都市“原生态”戏剧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