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 只有娱乐是不行的　

天津《每日新报》2009年9月7日

广为人知的张颐武语录有：“我比一个悲观主义者乐观，比一个乐观主义者悲观。”

    新报：现在“泛娱乐化”已经成为媒体的一个趋势，甚至已经遮蔽了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张颐武：这当然是一种过度的倾向，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娱乐是娱乐，甚至社会问题的表述也娱乐化了，有些过于夸张的激愤，非理性的表达其实就有娱乐的成分。这会局限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没有娱乐是不行的，只有娱乐也是不行的。

　　新报：你觉得这个时代最有魅力的特质是什么？

　　张颐武：我们这个时代最有魅力的是活力，一种向前冲的活力。中国的今天是一个五千年没有过的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这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梦想的精神会把我们带到很远很远。

　　新报：作为北大教授，你一直在研究流行文化。那你又怎么看待精英文化呢？

　　张颐武：我其实一直也研究精英文化，我觉得精英和大众从来没有万里长城，两者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对立，其实两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对于我来说，我只是将这些文化都一视同仁而已。

　　新报：作为流行文化的研究者，我们想知道你最喜欢哪个歌手？哪个电影明星？哪个体育明星？

　　张颐武：每个时期兴趣不同。现在我经常听的歌手是汪峰。电影明星是梁朝伟，体育明星就无所谓了，只要水平高的都觉得了不起。

　　新报：以您的观点，觉得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下，当下的流行文化在向哪个趋势发展？

　　张颐武：中国的流行文化的发展还有无限的空间，特别是像电影和小剧场戏剧，因为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发展正在快速向超级都市看齐，而像赵本山或者郭敬明这样一个人拉动一个产业，赵的二人转，郭的青春文学，都有很大的空间。中国的发展没有到顶，中国的流行文化空间就很大。

　　新报：谈到北大中文系，许多人都会想到诗人海子，你当年和他有过接触吗？

　　张颐武：他当年是法律系的学生，1982年时，我们中文系的同学办了一本《启明星》，我那时候是主编，海子来投稿，拿来了一首写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很像当时的江河或者杨炼的诗，他很羞涩，非常内向，但内心极为丰富。我当时就很佩服他的才气。后来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他的诗，大概这是他发表的第一首诗。后来我们一直有交往。但他故去之后，许多人都说是他的知己，我就不愿意谬托知己了。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

　　新报：有媒体把你称呼为“学术明星”，但是许多被冠为“学术明星”的学者们又都饱受争议，你怎样看待这种争议？

　　张颐武：其实我从来也不是“学术明星”，我一直都是在学校里做专业的研究，社会的参与或者发表言论，也是学者本分的一部分。因为学者既需要教学和科研，也需要用自己的知识或看法让社会多一个思考的角度。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在媒体上露面的人，其实学者的生活和电影明星大不相同，电影明星是知名度越高越好，学者的社会知名度其实对于他的学术生涯未必有正面的影响。因为学者生活在学术的圈子里，那里的规则和社会的规则其实很不一样。我在那方面还做得不错。但我期望写的两本书一直还没有写出来，一是关于《文心雕龙》的，这是我从大学开始就有兴趣的题目，一是关于钱钟书先生的，他的人生哲学对于我的启发实在太大了。我每年都重读《管锥编》，每次都觉得有新的启示。我只能说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做学术明星，关于其他人，我不能妄加评论。

　　新报：你对房地产行业也很有研究，如果有收入不高的刚毕业的学生问你，是忍受压力贷款买房还是先租个房子住，你怎么回答他？

　　张颐武：先租房吧，现在租房还是相对便宜的，等到奋斗一些年，经济上有了一定实力再买房，全世界的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都要奋斗15到20年才能成家立业。中国的年轻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一方面社会要关心年轻人，另一方面年轻人也要努力奋斗。

　　新报：你对“天价泡沫”下的中国的当代艺术怎么看？如果给你1000万，让你投资文化产业，你会投资在哪个方向？

　　张颐武：我很多年前在圆明园认识的画家，现在都是不得了的。中国当代艺术当然可能有泡沫，但其实还有一些潜力，因为本土收藏的能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000万对于一个人很多，但其实投资就不是个大数目了，拍电影“大片”是不够的，但可以运作几个剧场。现在舞台剧投资不高，1000万是大数目了。或者干脆多买一些年轻的、未出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他们的作品便宜，是风险投资的理想对象。

　　本版撰文 马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