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趣味、读书习惯与语文学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颐武教授访谈

本刊记者 李节

学问精深离不开持续的线性阅读

记者：读书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之际，您专门写了一篇博客，提倡培育书香社会。您说：“仅仅用一天的时间来促进阅读当然还很不够，其实阅读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需要经常性的提倡，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需要持之以恒。”您认为在今天，我们专门来提倡读书有哪些不同的意味？

张颐武：读书历来是人类接触知识、接触文化的最基本方式，在今天也有非常不同的意义。现在互联网上有大量信息，大家往往就会觉得在网上获取信息就够了，从这个角度看就忽视了读书，但是网上所能得到的知识都是片断的，不连贯，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整个社会来说，过去能接触文字文化的只是少数人，而现在大家接触文字基本没什么障碍了，可以说，现在文字文化普及的程度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一个阶段。但是另一方面，今天人们的连贯性阅读并不充分，连续阅读的能力是降低的，这也是当今阅读生活中的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主要是指连贯的读书,也就是一本一本地把书读完。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因为当代生活压力比较大，人都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为了评职称、为了求职，需要每天读点东西，从这个角度看，大家每天接触文字的量比过去多多了。但是这些应付日常生活的阅读大都是实用的，真正可以陶冶性情的闲书、跟文化有关的书，或者让思想做体操，让思想更清晰，对你的整个人生有无用之大用的书，我们读得太少了。

记者：我们的阅读的确面临着更多的选择，网页、电子书、手机报，还有各种期刊报纸杂志。记得一个学者的感慨，他说他在很多公共场所，见到很多人在看手机，却几乎见不到有人在读书。您怎么看待多种媒体的兴起对阅读的冲击？

张颐武：以前大家都认为在图像文化的冲击之下，文字的文化会越来越削弱，但是今天看文字的文化其实还是在膨胀、在爆炸，可以说是在高速发展，还没有出现衰落的迹象。但是文字文化的表现方式转变了。有了互联网，每个人都可以像钱钟书先生那样旁征博引。我觉得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幸福的时代，你要想做一个学者比过去要方便很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不需要费很大的劲去做，过去说我们“板凳需坐十年冷”，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有很大的资料积累工作，需要自己做卡片。现在这些工作几乎互联网都帮你做了。阅读生活发生了一个深刻的改变，查阅资料，掌握更多的知识，变得很容易，但连续的读一本书，把一本书的内容搞清楚的能力却降低了。这是网络阅读和传统阅读的一个很大的差别。可以说传统阅读是一种线性阅读，网上阅读则是一种发散性阅读。我觉得传统的线性阅读有它的长处，我们现在就要强调，虽然网络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但线性阅读仍然不可缺少。我们经常说一个人的学问博大精深。现在人“博”容易，“深”很难，通过网络都可以做得很博大，但是精深现在越来越难了。你要想“精”的话，还要扎扎实实读很多书。

发展读“闲书”的爱好

记者：记得您曾经提倡在应付日常生活的功利性阅读之外，还要多读一些“闲书”。

张颐武：读闲书非常重要。闲书是跟你的专业、谋生求职没有关系的一些书，这些书最终对你的整个人生甚至做学问都有极大的帮助。有时候读了似乎没有用，其实整合起很多知识之后，最后都会变成对自己非常有用的营养。原来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我上研究生进入这个专业开始就不断在做，专业的积累是必须要做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读了很多闲书，比如说与专业毫不相干的人类学、民族学、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等等。这些书看起来跟学问离得很远，但最后都会转化成看问题的方式，思考的逻辑。

有些人读书过于急功近利，这反而限制了视野。很多年轻人的业余爱好往往发展不到读闲书上，我深刻感到现在学生把自己专业读完了之后就是K歌、郊游、在MSN、QQ上聊天，对人生来说，这当然也有自己的意义，但还是使得年轻人的趣味受到限制。过去很多自然科学家，甚至是一般的领导干部，说话都很有趣味，现在很多人说话的趣味性很少，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眼光、没有文史的基础，没有闲书的修养。所以过去是少数人水准高，现在是很多研究生、博士谈吐都很差，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读闲书其实是一种精神健身，思想的提高。一个人面目可憎，谈话不得体，没有涵养、修养，都是精神建设做的不够造成的。谈吐没有趣味，没有丰富的学识，就造成了人整个精神生活显得很平庸。

从浅易入手，坚持看完一本书

记者：整个社会变得不够沉着，人们的心态也没有以前放松，而读书又是那么重要，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让大众能够开始读进去一本书？

张颐武：读书的习惯需要从小培养，如果在中学之前不能够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上大学以后就很难再继续了。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给孩子一个读书的滋养，带有点强制性的，慢慢经过一段时间，就熟能生巧养成习惯了，逐渐会发现读书这个事情是有乐趣、有价值的，就被吸引了。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觉得可以从易到难，可以先读一些对精神修养有用又相对容易的书，比如你对易中天老师感兴趣，你就可以读。但是要坚持把一本看完。现在大多数人连把一本书看完的耐心都没有，这是很可怕的。然后还需要有自我强制，自我约束。坚持每天读二十分钟跟你生活不相干的书，这是最重要的。你觉得有兴趣的就先看二十分钟，每天坚持二十分钟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思想会有一个进步，而且你也会自己慢慢去再找一些书来读，这样你就会读到一些经典的著作了。比如说你从读于丹的书发展到读《唐诗三百首》，慢慢就读到钱钟书先生的《宋诗选注》，这样一点一点就往里进了。

所以并不是说一开始就读伟大经典。一开始如果拿《论语》来读，你会觉得你跟这些东西很隔，坚持不下去。比如说你喜欢吃东西，你就可以从大众点评网出的饭馆指南开始，慢慢你就会看到唐鲁孙先生或者蔡澜写的关于吃方面的书，就会发现董桥或者周作人也写谈吃的文章，然后你就去看散文，这就会旁及到其他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有诗意的东西，比如说鲈鱼、河豚都是怎么回事，慢慢的知识面就广了。从这些你就会发展出一套阅读的爱好。现在有些人要求太高，说年轻人不接触经典，这样要求有些年轻人反而害怕了。而且也不能是持久的。所以我们有时候提倡读书也不能太“硬”，读书不是为了求教训，还是要从趣味出发。其实这样往往事半功倍。

硬知识靠语文课，软知识靠课外阅读

记者：您的《一个人的阅读史》的第一篇，谈的是朱自清的《语文影及其他》。您说“读书从语言开始”，我也注意到开篇第一句话：“对于语文的敏感应该是我们阅读生活的一个关键的方面。”因为对语文教学的敏感，所以我对您这两句话也十分敏感。可否请您详细讲讲这两句话的意思？

张颐武：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确实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生训练。因为人就是靠着语言来互相交流的，语言是最基本的交流工具，人和人之间交流一个是说话、一个是写字。我们都是以文字、以说话来沟通的。人生最大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方面，所以语文的修养是每个人最基础的修养。不管高考考试制度怎么变化，语文还是要考，语言文字的功夫还是社会对于人的基本要求。

语言的交流表达能力还是要靠学习来训练。训练一方面是语文课，另一方面还是需要课外的阅读和锻炼。所以初高中小学的语文课对一个人的陶冶太重要了，不光是文字和语言的训练，还有很多人生的训练也在里面，通过学语文会得到很多人生的启悟。所以语文课跟人生的关系是满密切的。比如高考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社会每次都会对作文评头论足，大家都会发表很多议论，但是没有一个人对数学考试发表议论。我想一方面是文字能力人人都有，大家都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语文跟我们人生息息相关。

记者：语文教学从2001年开始实施新的课程，也在课程标准里面表示比较重视读整部书，特别是提倡少做题、读好书。根据您的经验，课外阅读跟语文课堂，您觉得哪一个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成绩来说更重要？

张颐武：其实这两者都重要。学语文，不可以没有课上的硬知识的训练。有两种学生，一种是光看课外书没有一定的硬知识，也不行，还有一种是上课上的好，上完课什么也不看的，这种更可怕。有人蔑视语文课，其实是一种过高的要求。有的大学者小时候就很聪明，文化水平很高，他往往觉得语文课的用处不大，课外阅读的用处最大。我觉得语文课和课外阅读这两方面不可偏废。语文课有个好处，就是给你硬的训练、硬的知识，通过这个训练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正确的。课外阅读得到的知识往往是不确定的。我小时候课外阅读很多，觉得自己的知识面不错，有时候甚至懂得比语文老师还多，觉得语文课学不到什么东西，后来我还是有吃亏的地方，在有些知识上存在缺陷，老查字典。到今天我才发现语文课有些硬的知识是一生都能用的。比如有些成语的读音我到上了大学还搞不清楚，其实在中学都已经看过。比如说有一个成语叫补苴罅漏，这个成语其实不是很难，韩愈的文章里就提到过，我小时候看课外书老碰到这个词，就知道是补上缺陷的意思，但我从来没有把“苴”和“罅”的音搞清楚，等我需要教课了，不知道这两个字究竟怎么念，就紧张了，才去查字典。

重课外书轻语文课不公道，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读课外书又很重要，软的知识都是从课外书来的，光看语文课本使你只知道硬的，根本就写不了好的作文。硬的知识靠语文课，软的知识就要靠课外阅读，两个方面是两个翅膀，都很重要。我觉得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应该对语文老师更多的尊重，他们其实是很了不起，他们可能知识并不广。但是最终你会发现语文教师一板一眼教出来的东西在将来是非常受用的。

课外阅读应强制时间放宽内容

记者：课标中还具体规定了每学年课外阅读总量，年级越高，总量也越大。比如到了7~9年级（初中阶段）的课外阅读总量，就是不少于260万字，还要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到了高中，量还要大。您认为读书是越多越泛越好，还是精读几部比较好？

张颐武：我觉得量大好，但是读什么书最好还是让孩子随便的找来看。我也不认为在课外一定要看名著。我小时候都是杂乱的看。我觉得知识的取得不是看经典著作。一开始我不建议去看那些比较难以理解的东西，因为理解不了就厌倦了。我们有些安排是好意，但是好意有时候不得法。不得法就是不从趣味出发，我们有时是过分强调青少年必须要读的书，感觉到他必须要具备这些知识，于是就让学生去读。这个方法可能最后会让学生觉得这些书都面目可憎，没有趣味，容易产生逆反心理。

    读书应当诱导和强制应该结合，强制的是时间，只要读到这个时间，读什么我觉得有更多的灵活性，只要接触文字的东西多，养成了阅读的习惯，自然就会读好书了。我并不认为只能读那些经典著作，比如新课标推荐和规定的大人物的书。看着这些文字都是“拦路虎”全是障碍，怎么能够爱读呢？是持续不下去的。比如说学生爱看郭敬明就让他看，只要他阅读量慢慢大了，他自己就会有个鉴别。还是要从趣味出发，否则欲速则不达。

    新课标有个好处就是对课外阅读非常关切，但是似乎课外阅读要求得太死，限制过严。我小时候除了语文的硬知识之外，别的时间都是瞎看，其实，那个时候瞎看的书对后来有很大帮助。我觉得文学作品里有一些感情描写，都不必感到焦虑，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都要接触这些东西，对于这些敏感的内容，也不必过于敏感，我们一般都会把青春期的中学生想得太简单，特别是在网络时代，其实他们内心的想法，他们的成熟程度，远远比我们所想像的要成人化得多。钱钟书先生当年看书就很杂乱，他后来也没变坏，反而变成了伟大的学者。钱先生对于一些不很高雅的书有特别多的研究，吴组缃先生回忆说，他给人家列一些不很高雅的书名就能列几十本。所以我觉得要了解一些人生的复杂性，对青少年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坏处。 当然也要对于没有经验的青少年有限制和管理，这是理所当然的。

记者：据我了解，为了保证课外的阅读量，好多中学生去读杂志、期刊，比如像《读者》，您认为读杂志和读书是一回事吗？

张颐武：当然读杂志也会有好处，也是一种阅读。但我觉得有差别，我不太主张过多读一些感伤的杂志，因为那些感伤故事和短文章的益处还不如郭敬明的小说。我真觉得读通俗小说都比读杂七杂八感伤的短故事要好。因为书是连贯性的，杂志是片断的，那些东西很多的信息都是无用的。杂志的阅读是辅助性的，跟网上阅读有点相似，因为那些都是很短的文章，对写作文可能无帮助，有些年轻人喜欢把好句子抄下来。往往杂志的作用就是这个，我倒是觉得抄句子没什么好处。我从经试过，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是毫无用处，而且抄下来的句子一般都不可取，我到觉得还不如反复读一个人的东西，把他的文风弄清楚，模仿他去写。当年我爱看秦牧的散文。如果你模仿着去写，写一阵之后，你就有点得其神髓。这样你的作文提高的很快。我觉得看一个人的东西如果你喜欢，你就接着去看他不同的作品，看熟了，你就模仿去写，过一阵作文就能提高。短文章我也主张去看一个人的集子。我个人觉得提高写作能力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完了之后反复揣摩一篇文章，揣摩完了下一篇再去写的时候，就按照这个风格去写，提高的就很快。你的文章马上就会得到很多人的赏识，虽然你是模仿的。当然不能去照抄，只要把他的意思融会贯通了以后，拿来模仿，进步就会很快。

记者：谢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谢谢。（《语文建设》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