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卫视的天地：整合东亚流行文化的新资源

张颐武

中国电视业的格局近些年来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在这里，省市卫视的发展更是引人瞩目。其中浙江卫视的求新、求变的风格和独特的定位与追求已经引起了公众的广泛的关注和兴趣。浙江卫视以发掘作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为普及的娱乐形式的KTV文化为基础所打造的《我爱记歌词》，是它成为公众的焦点并迅速崛起的支柱。

KTV文化在中国具有极为广泛的公众基础，而且在急剧变化，生活竞争加大的时代的几乎是必备的消遣，也是中国城市的休闲生活的基本形态。而这其实也是东亚流行文化的一个基础，在中日韩这些东亚社会中KTV文化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流行文化往往是由年轻人主导的，但KTV的文化则是一个几乎具有全民性的文化，是一般性的白领和中等收入者直到年轻人都感兴趣的。虽然人们选择的歌曲随年龄和趣味的差异有所不同，但Ｋ歌能够吸引在社会不同领域和状态的人加入其中。而《我爱记歌词》的成功就是以竞赛的形式将中国众多的KTV人口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之上，以“记歌词”这一形式激发了公众的参与的热情和观看的热情。把自娱自乐和公众表演加以有机的结合。这和现在仅仅以发掘年轻人观众的兴趣为目标的路径不同，而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对于原有的收视人群进行再整合，在Ｋ歌这一爱好之中发现了新的观众的忠诚度。这当然会带来年轻观众的参与和进入，我们看到主要是年轻人为中心的参赛者，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身份年龄的人由于对于Ｋ歌的兴趣而引发的热情。人们发现自己完全有机会进入一个与封闭在和二三知己一起唱歌不同的广阔的平台。水平高的可以站出来展示自己，而一般人也会随着激发起相当强烈的观看的兴趣和参与的意愿。从《我爱记歌词》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流行文化的一些基本形态和东亚其他社会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而浙江卫视也由于这样的选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其实也和浙江的文化特性相联系，因为浙江东南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人们在剧烈的竞争和奋斗之中，放松和消遣往往需要一个更为明晰、有更广泛参与性的出口，在这里娱乐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而是在紧张中的放松和解脱。这其实和东亚各个社会的形态有其相当的一致性。《我爱记歌词》所整合的正是这样的娱乐资源。而从这一平台上出发的主持人和伴唱歌手也都成为了当下中国流行文化中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

现在浙江卫视选择了《爱上女主播》作为自己的自制电视剧的开端，当然也有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其实是电视台的品牌打造的重要的一步，也是一个电视台对于自己的平台和资源具有自信的结果。而选择韩剧作为本土化的前提也自有其深意。东亚的流行文化的互动这些年来其实有了巨大的发展，韩剧在全球华人社区中也都有相当巨大的影响力和声誉。由于东亚社会都有共同的传统文化和历史积淀，也共同经历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剧烈的社会变化，各种习俗、价值和情感方式经历的变化的轨迹其实有其相当的共同性，其中的东西文化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汇合和冲突在这些社会以往追求现代化，当下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都遇到了。而且东亚其他社会率先经历的许多社会变化和问题，中国在近年的高速的经济成长中也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们在美剧中所感受的由于相当强烈的文化差异和生活方式的区别所产生的好奇和吸引，而从韩剧中往往感受到差异中的格外的似曾相识。因此，文化的“相似”就是接受韩剧的心理基础，这和接受美剧时所感受的“相异”正好成为对照。可以说，看美剧是“远观”，看韩剧是“近观”。

因此，像《爱上女主播》这样的题材其实也是当下中国的观众所强烈的感到兴趣的。因为中国的媒体环境、人们的文化心态和对于女性的看法等等和韩剧中的表现有极大的相似性。而通过改编将这样的题材本土化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它可以保留原有的一些特色和构想，使得成熟的经验和业已证明行之有效的方式得以延续，又会有创造性的再创造和再整合，将之本土化和变成适应中国的市场和公众的爱好的新的作品。它说明在浙江卫视有着自在剧烈竞争的中国省市卫视的平台上的新的企图心和战略构想。从《我爱记歌词》的平台开始的整合东亚流行文化的资源并成功地加以本土化的努力通过自制《爱上女主播》的可以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思路和构想，而当下中国电视格局也需要这样的新的形态的出现。它所引发的关切和讨论就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国的文化娱乐自身的开放性和灵活性通过这样的本土化的努力而建构了自己的新的形态，也说明中国的文化消费和服务已经到达了它的爆发性增长的临界点。而这正是一个巨大的新的文化和创意产业的机遇和可能。我们可以看到浙江卫视正是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