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的一封信的启示

张颐武

钱钟书先生在1946年9月10日有一封致当时的《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的信，我以为是谈到了他一生思考的核心，也是对于他一直致力于探索的领域的感悟。这封信篇幅很短，也是答谢储安平寄赠刊物的美意，但寥寥几笔却点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

首先，钱先生指出：“浪漫主义者主张屏弃物质文明，亦误以为物质文明能使人性堕落，不知物质只是人性利用厚生之工具，病根在人性，不在物质文明；石斧石箭杀人之效果不如原子弹，然而用石斧石箭之原始人与用原子弹之文明人，其存心一也。”这是谈论人性的难以变化的一面。其次，由人性的难以变化，钱先生谈到了对于人的研究和思考的难以变化。“古人有言：‘明体达用’，用之学问（所谓technology）,日进千里，体之学问（humanities），仍守固步，例如亚理士多德之《物理学》，无人问津，而亚理士多德之《伦理学》，仍可开卷有益。”

这封信谈到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每每困惑的，人类的发展进步在技术层面上时突飞猛进，既使是制度、法律和经济等等社会领域的发展都速度极快，但人性的很多基本的方面却难有变化。一方面当然人类的美德和诗意等方面和古时候相差不多，另一方面，人性的复杂和负面的表现其实也和历史上并无不同。人性的长处和问题并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生活的进步而有太多的变化。可以说人类生活的所有具体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人性本身的变化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大。我们本来以为沧海桑田，人生的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改变了，其实外表和社会的一切都可能翻天覆地了，但其实内里人类的基本的感情和想象等都还是老样子。我有个感受，最近常看到网络和电话诈骗的把戏，虽然工具已经进化到了今天的网络和电话这样的新的媒介，但原理其实还是我们过去在文人的笔记或者《儒林外史》等小说里看到的一套。虽然技术和手段有了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手法再复杂，原理并没有变，其利用人性的小小的贪欲或者小小的恐惧来实行诈骗的原理并没有变化。看看古典的小说里的人类的行为其实和今天的许多事情每每可以相互参证。可谓阳光之下并无新事，这大概是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状况。由此可以看出钱先生的洞见所在。因此了解人性的人文学虽然有了诸多变化，但那些经典还是常看常新。像德里达这样的现代哲人还是得引用柏拉图来讨论和思考问题。但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就根本没有这种情况，除了探讨科技史的学者，真正科学领域的前端学者不可能还把古希腊的哲人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和人类技术的进步实在是太大了。但一些人性的问题和缺陷也没有随着人类的进步而变得更理想。

由此看来，有时候我们的有些议论和分析未必完全合乎实际。比如对于学术腐败，有些人认为今天的情况远比过去严重得多，觉得今天的人性之恶比过去要严重，说起来就是今不如昔，学风不古。经常有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提到这样的看法，认为民国时的知识分子如何高洁，对于学问如何孜孜以求。而今天的知识界如何堕落。我当然对于他们所举出的一些现象也很义愤，但他们的看法的某些偏颇也不得不指出来。我每每请他们看一下《围城》里面的知识分子的情况如何，像三闾大学的种种奇形怪状其实在那个时代也并不少见。当年当然有许多品德高尚、对学问孜孜以求的知识分子，但也有不少今天看来都匪夷所思的现象，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录和当时的文献里都容易看到。说今天由于大学和学者的数量已经很大，学术腐败的现象的总量增大了，我可以同意，但我并不认为比例就比过去大。而且也仍然有多数学者在认真研究学问，认真地教书，而且一般的大学的专业水准无论如何比当年还是要高的。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阅历较少，读书不多，就会如此。其实由于这些朋友并没有真的在当年生活过，容易看到一些留到今天的好现象，好学风。但其实今天也会有好现象，好学风流传下去的。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里面就记载了许多诸如抄袭这样的现象在古代的表现。在任何时代人们都应该对于这些现象进行谴责和批判，但我们有时候过分简单化的逻辑其实也会使得自己变得一惊一乍，大惊小怪，就容易对于自己的周围的生活产生一种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反而失去了改变现实的问题和缺陷的愿望和信心。

所以，我们既要对于现实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有严格的要求和批判，但也要有一份平常心。因为有些道德问题，需要确实通过强化的规则来限制，而不可能通过道德的批判在一个早晨就消失。而规则强化了，还会有钻空子的新的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人类的发展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钱先生的思考值得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