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枪》看消费趋势的新变化

张颐武

     最近，有来两个引起公众热议的现象值得我们关切，也反映了新的消费趋向的变化。 

     一是最近许多人在讨论在大城市的中出现的所谓“蚁族”现象。也就是在大城市中一些来自中小城市年轻人在大都市中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因而生活困窘，压力巨大。对此的议论中当然有对于他们的处境需要关心的正当的要求，也有不少人认为他们其实可以在自己的家乡的二三线城市找到更广阔的空间和发展的机遇。因为现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迅速，正在快速地形成新的机会。许多年轻人当年认为的“小城”里没有机会、生活枯燥、信息闭塞等长期形成习惯性的观念其实已经有了相当迅速的改变。大家都已经看到了一些内地的二三线城市的高速的发展。其建设速度，发展速度都很惊人。而这些城市无论房价还是一般的物价都远较超级大都市便宜，享受的生活服务的水准也未必就不及大城市，而且自身的社会联系也会较大城市多得多，容易找到更多的生活和事业的支撑点。因此，不少年轻人开始离开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到自己的家乡的中等或小城市寻找新的可能，这似乎也是告别“蚁族”的一个引人瞩目的选择。

二是张艺谋的新片《三枪拍案惊奇》引起了媒体和网络的热议，激发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对于其艺术的成就自然是见仁见智，难以形成一致的看法。但有些意见仍然值得我们从另外的角度加以思考。有一种意见认为这部电影是对于中小城市的观众的趣味的把握。我觉得这个评论中当然有某种对于这部片子的“土”的提示。但在我看来这其实是张艺谋的市场敏感性的一个直接的提示。其实张艺谋正是在通过《三枪》的努力来开发一个潜在的中小城市的市场，让中国电影有一个新的观众群。这些在今天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观影群体的超级大都市之外的新的观众，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整合起来，但已经具有的潜力应该不容小觑。这是是中国电影观众和市场的一个新的增量。《三枪》其实有一点像当年的《英雄》对于市场的把握，《英雄》也有诸多的批评和负面的评价，这些评价当然也有自己的依据和思考。但那时的张艺谋毕竟通过《英雄》打开了中国式的“大片”之门，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这一波的历史性的繁荣。当时的张艺谋成功地整合了在大城市开始形成的潜在的电影的观众，将他们的带入了电影院。从此之后，中国电影的“大片”虽然还有诸多可议之处，但其发展的成果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今天中国电影市场的活跃和电影的影响力还极大地依赖于超级大都市的票房，而中国的二三线城市的电影生活还尚未完全形成，还有待今天的开发。《三枪》虽然故事扁平，未必有想象的气势和人性深度，但却通过小沈阳这样的在内地的社会中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明星和他的人气以及充满喜剧效果的语言以及二人转式的活跃的表演有效地营造喜剧感，将电影的触角伸向了广袤的内地的新兴的中小城市的观众。这样的电影当然未必完全符合一些对于长期以来形成了相当固定趣味的观众。但一方面由于张艺谋的号召力，他在已经稳定的电影的大都市市场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他却用这样的相对非常通俗的方式尝试去发现这样的更加广阔的市场。这个故事有科恩兄弟的影子，但其内核确实是建立在本土观众的趣味和要求之上的。这样的尝试本身可能像当年的《英雄》一样未必尽如人意，但其实已经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的新的增长提供了一个不同的尝试和经验。我们当然可以非议这部电影的思考的深度和文化的高度，但也可以看到其对于市场的新的把握的能力所获得的新的效果。在中国电影寻求新的观众的增量的时候，这一尝试的意义还是值得我们关切的。

由此看来，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既让大都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的中等收入者和青少年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趣味开始对于全球的消费市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正如一些观察者所分析的，多年来中国县域经济的活力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动力。这些地方所积蓄的消费能力的释放和新一波的发展都在迅速地让这些地方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在获得发展的机会的同时有新的消费的要求和愿望。他们不仅仅是传统定义的那种“小城”，而是具有新的活力的空间。这种由大都会和诸多媒体所迅速 辐射并传递的消费的愿望和能力，也在新的综合商业中心在这些城市的普及所支撑的消费实力，其实也是未来一波中国新的发展的相当一部分的能量所在。一旦这些城市的中等收入者和年轻人的消费被充分地释放出来，他们对于各个产业的影响会不可估量。因此，我们可以从这样两个事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应该对于这个大市场有更充分的评估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