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今天的幸福感

张颐武

近年来，社会对于幸福感的追求不断增强，公众对于自我的感受和体验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这其实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重大的变化的一个表征。我们应该发现，从长期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许多评价的标准和思考的方式，逐步从一种相对的客观性的标准，如ＧＤＰ或恩格尔系数等转向了一种越来越具有主观性的标准，人们越来越重视以自己的心理的感受和社会对于自己的承认的程度等方面的价值。伴随着中国社会普遍的告别贫困，当然对于贫困人群的关怀仍然非常重要，但一般民众的温饱已经不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由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运用的空间的加大和社会对于个体的关怀的力度的增强，社会的期望虽然仍然有很强的经济性的背景，但也前所未有地凸显了公众对于人文性的关怀和对于价值的新的关切。人们对于自我的追求或“中国梦”的内涵也从一种生活的直接的改善和自我发展的成功的努力，转化为这些元素和自我的“权利”意识和精神实现的程度的双重的追求。

我们经常讨论增长方式的转型和发展路径的转型等问题，但其中凸显的人们对于自身的生活形态和自我感受的新的转型也非常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也会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总之，心态的变化，对于社会的期望和想象的变化，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和希望。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个人其实对于社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既具有某些经济和具体生活方面的因素，但也增加了更多权利和精神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在回应个人的这方面的新的要求和期望方面往往力有不逮。正是由于这些要求往往是新型的，是我们的社会从未经历过的新的要求，社会、企业和地方政府往往并不能快速地感应到这样的需求的丰富性和复杂性，造成了往往简单地用经济的方式回应社会心理和个体感受所面对的问题。这时人们常常会感到有时花钱办事往往还难以收到理想的效果的尴尬。因此，在社会上相当程度存在的“抱怨文化”往往是来自一种精神需求的不满足，来自于一种新型的社会问题的呈现。这也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加以回应。

这些发展其实是三十年了中国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新的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其实是和社会的长期的结构性的变化紧密相关的：一方面，中等收入者的高速的崛起，他们对于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的期望和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他们在社会中的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他们对于社会的诸多要求正在引发新的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随着“80后”已经到了20-30岁的年龄段，成为中国年轻的劳动者的主力，进入成家立业的时期，而“90后”也开始进入成人的年龄，中国在市场经济之后成长的一代人已经开始成为社会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一代。他们的影响已经从前些年的“能见度”转化为近年的真切的社会潮流的主导者。可以说，这两个人群的快速崛起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一是虽然社会对于财富的追求仍然强烈，但精神性因素的重要性在日益凸显，即使是许多经济性的要求也往往是和某种精神期待相互结合和呼应的。在以温饱和基本的生活条件的满足的渴望作为生活动力的时候，人们的期望和理想往往有非常具体的生活目标，而这些目标又往往和具体的“物”有紧密的联系，如一个冰箱，一个彩电都会引起诸多精神的满足。但现在，一般的冰箱彩电都已经完全普及，成为生活的基本配备，不可能再引起精神上的满足感。而消费社会的不断花样翻新的消费和对于消费生活的更高要求，以及一种比较效应也增加了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焦虑感。比如一个年轻人自己有一辆QQ车，对于自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可能一个富二代的宝马就令他的满足感荡然无存。这样的心理现实也需要社会正视。二是有许多精神的满足和社会关怀的要求不是仅仅通过金钱能够满足的。如真挚感情的要求、社会角色的承认、灵魂和信仰的追求等在新的环境下往往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追求。这些追求的不满足也会造成幸福感的低落和下降。物质的追求往往可以清晰化，幸福感往往是并不清晰的同时也具有更强的个体的差异。如社会可以保障一个人有基本的生活，但社会却无法向个体提供爱情。这都加大了要求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因此，社会需要高度重视幸福感的追求的正当性，对于这种追求有正面的回应，对于个体的幸福感的关切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题。但同时社会也需要正视幸福感的追求不可能有社会为每个人单向度地提供。就像三十年前中国的发展史由于个体的对于改变生活命运的追求带来的一样，个人的幸福感也需要个人自己通过努力来争取。一方面还需要在社会中努力奋斗来争取更多的幸福；另一方面也需要个体有更强的适应力和承受力，有更多内心的平和和自我的修养，需要有更多的人生的目标和追求。

幸福感既来自社会变得更加理想，也来源于自我的追求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