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张颐武

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是一部被期待很久的电影，也是今天成为公众的焦点的一部电影。它带来的震撼是多方面的，也显示了中国电影的“大片”到今天所展现的对于人性体察的深度和力量。这部电影一方面激发了观众的观影的热潮和媒体的高度的关切，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电影表现一种灾难面前的人性的复杂和丰富提供了新的经验。这部电影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冯小刚对于从1976年到2008年三十二年的历史的具体性并没有一种民族志式的描写，虽然里面表现了毛主席的去世，人们生活的变化，但这些都是在后景的零星的展开，并不具有历史的意义，电影是力图在相对比较稀薄的历史的背景之下展现一种来自血缘关系的伦理的问题，一个个体和她的家庭之间的复杂的纠结其实才是这部电影的重心。在“超历史”之外，冯小刚在这里也彻底脱离了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人性的“第五代”的角度，具有了一种“超文化”的特色。《唐山大地震》所表现的感情可以说是带有强烈的“普遍性”色彩的。这里的表现是异常单纯和平易的。仅仅是一些最普通的人，仅仅是一些有着最平常的要求和命运的人，在一种“绝对”的情境之下的必然性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原初性”在于它不是以特定的文化为基础的，而是一种最基本的人类的情感。

 无可争议，这部电影的真正的主角是女儿方登，正是她的死而复生才引发了这个故事的叙述的动机，方登的内心的隐痛，对生母的疏离正是这个电影对于“二十三秒，三十二年”的说法的最好的诠释。正是方达的内心世界的隐痛和记忆深处难以名状的对于那个最为惊心动魄的“决定性”的时刻的追问构成了这部电影情节的支柱。方登的命运中最为惨痛的就是母亲当年的绝望的选择中的痛苦。正是方达对于母亲选择的痛苦造成了难以修复的伤痛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对于人类的基本的血缘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冲击。这给方达的生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困扰，使得她在生活的几乎所有阶段都和自己周围的生活格格不入。“二十三秒”给她留下的痛苦是绝对的，但这需要三十二年来加以平复。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有了一个惊心动魄的重复。历史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有了一个惊人相似的重复。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历史正好在三十二年的过程之中经历了两次这样的惊人相似的大自然的力量的显示。而方登的隐痛也正是在汶川大地震中见证了一个母亲的让人震撼的选择之后才得到了真正的平复，她才真正理解了母亲在绝望中的选择的痛苦，她才能将心比心，体验到母亲的痛苦之后，她才可能和母亲得以和解，才使得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在已逝的父亲的坟前得到团圆。这个故事本身才得以完成。历史通过重复获得了新的意义，极限性的表达在重复中得到了升华。人类的感情的高度才得以彰显。历史在一个轮回中有了新的展开。无论对于母亲、方达和方登，这些平常人的生活被灾难改变，而同时他们也超越了灾难而获得了新的人性的可能。我们在这部电影所具有的感伤的内部，看到了一种真正的自信心，一种对于人性超越一切灾难的自信心，一种对于人类本身的可能性的自信心。人是无可争议的脆弱的，但他又无可争议地坚强。他可以穿越三十二年的时光，让理解和超越变成真正的美好的时刻，而当这些展示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候，才显示了人类的生存的力量。

在这里，历史的重复被冯小刚所发现并展开，他看到了三十二年的两场大地震的自然性之中所意外具有的某种重复的巨大的意义。在这种重复中，个人的生命史也就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在这段历史之中，中国正是从一种封闭的“特殊性”之中进入了一个新的“普遍性”，中国的今天已经变成了世界中的重要的一个“构成”而并非以一种“特殊”。我们才有机会更深地理解唐山大地震所构成的创伤的记忆，我们也才有机会从一个新的高度感受唐山人的痛苦，这使得历史在重复中其实有了新的一个获得认知的机会。由此冯小刚今天所呈现的一切格外中国的时候，所具有的那种“超历史”和“超文化”的意义才那么的让我们感到触动。这里的“超历史”和“超文化”的人性的“极限性”才又如此深入地回归于历史本身，但这历史和文化已经不是我们原来所理解的了。民族的哀痛和创伤已经转化为一种人类的哀痛和创伤。冯小刚在今天通过方登的命运真正地穿越了历史，发现了那个创伤的意义。这是一个阐释者的力量，他有机会站在历史的新的平台之上，提供了新的见证。正因为如此，二十三秒和三十二年找到一个自身的阐释者，这部《唐山大地震》正是给唐山，给汶川，给中国和世界的以一部“极限性”的关于人类“原初”情感的电影。它在感动中国观众的同时也让他们再度思考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