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的新变局

张颐武

     随着快男的尘埃落定，“选秀”的关注度的下降是一个重要的现象，由此透视中国电视文化的新变化是有意义的。

    无可争议，“选秀”在新世纪的崛起是和“超级女声”在2005年所创造的轰动效应相联系的。可以说，虽然在2004年已经进行过”超级女声”“的比赛，但2005年的”超女“无疑是中国选秀节目的标志性的时刻。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记忆，而在这届”超女“中出现的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也都成了今天有影响的歌星。这一届的“超女”的成功也给湖南卫视更上一层楼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基础，奠定了其在中国卫视的竞争中的地位。“超级女声”可以说这些年来都在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回顾2005年的“超女”我们可以看到其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通过“选秀”成功整合了原来几乎不是中国电视的最基本的观众的“80后”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几乎并不积极参与电视生活，也对于一直构成中国电视收视主要对象的电视剧缺少忠诚度和关注度，他们的娱乐生活基本上来自互联网。但“超级女声”的意义就是它形成了电视与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体的积极的互动关系。在电视中形成的议题，通过网络或手机短信进一步放大，然后借助纸媒和电视媒体进一步放大后再回到网络上，经过这样的不断的放大效应，形成了对年轻的观众群的巨大的影响力和冲击力，使得“粉丝”的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这使得通过电视实现年轻人的梦想成为了现实。

这样，主导新世纪文化变化的两个重要的因素都成了电视文化的主角。一是“80后”，在近几年很快就扩展到“90后”的年轻人。二是在文化领域已经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媒体。这就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电视观众的向年轻人“下移”的趋势。另一方面造成了电视和新媒体互相依赖、相互倚重的新的形态。这其实是中国电视业的重大的变化之一。因为中国电视的主流观众一直是中年以上的观众群。这些观众的收视习惯、思维方式、消费模式几乎都相对固定，而“超级女声”所创造的新的趋向则是整合那些还未充分进入电视生活的新的观众。可以这样说，“选秀”没有从原有的蛋糕上分走更多，而是另外做了一块蛋糕。此后，各种选秀一方面是继续在“80后”“90后”的年轻人上下功夫，另一方面是继续开发各种可能的观众群。如浙江卫视的“我爱记歌词”就是开发了中国相当广泛的爱唱卡拉OK的群体，也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但这一“超女”开创的模式都今天也已经面临着新的困难。选秀的创新不足的状况出现，选秀的形式相对固定，已经难以吸引看过多届的公众，而其造星的功能也并不可能重复2005年的成功。同时许多电视台几乎相似的节目迅速使得“选秀”变成了残酷竞争的“红海”而让观众产生了厌倦。因此，选秀节目当下遇到的瓶颈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时在选秀中的搞怪观众也已经见怪不怪。怪也难以吸引观众了。

而近期东方卫视的《中国达人秀》则在今天的的瓶颈中开出了新的可能性。这个引进创意的节目一方面按照国际标准运作，另一方面却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了“本土化”。一是采取了以感人的故事和传奇为草根的表演提供更丰厚的基础的方式来吸引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二是强化了评委的功能，以周立波这样有号召力的明星活化场上的气氛。这些都收到了效果。这种效果就是成功地将在观众年龄“下移”中未被注意的中年以上的主流观众重新拉回了“选秀”节目之中。这些在网络文化中相对沉默的大多数在这里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力，也说明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电视观众的年龄的“下移”，如何吸引中国电视的主流观众，又成为了电视文化的中心。“选秀”又有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变化的契机。

“选秀”其实是电视节目中的常态性的节目，但如何在今天中国电视的激烈的竞争之中产生新的创意，提供新的节目形态则是当下面临的最为重要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