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痛楚记忆与超越想象

张颐武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通过影像看到圆明园而感到的巨大的震撼。这是在1981年，我在北大的大食堂观看电影《沙鸥》。在这部电影里女排运动员沙鸥面临着男友的突然离世和自己职业生涯的危机，这时她在圆明园的遗址的大水法附近徘徊，也是在中国的历史和今天之间徘徊。在这里她从历史中汲取了力量，获得了历史赋予的新的信心和自我认同，这使她超越了消沉和苦恼，最终做出了人生的选择。具体的故事在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斑驳，但圆明园的断壁残垣的背景下的孤独的女性对于自己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却让我终生铭记。

其实，我的家就在离圆明园不算太远的海淀区的魏公村，小时候就曾经许多次来到那里。1980年进入北大念书之后，更是和圆明园近在咫尺，时常到那里散步，虽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积淀，但却没有在电影里看到的圆明园那么震撼。我们可以发现在电影里，圆明园所具有的历史感的凝聚其实比我们在现场感受的似乎更加强烈，这似乎是一个“陌生化”效果的典型的例子。此后，无论是李翰祥的电影《火烧圆明园》还是在当时出现的圆明园诗派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圆明园画家村都是引人瞩目的。可以说，圆明园的记忆在现代以来一直存在，但其巨大的象征意义的真正建构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终完成的。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强烈的落后的感觉，一种需要奋进追赶的强烈的焦虑都是通过对于“圆明园”的表现来展开的。圆明园是一个直截了当而又有充满了丰富意涵的象征，它既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沉重的历史积淀，又最深入地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所遭遇的挫折和困扰。它如此强烈地象征着中华民族在记忆深处的“悲情”，而这种悲情在我们开始走向一个新的“中国梦”的起点的八十年代有着不可忽视的强烈的影响和冲击。它的昔日的辉煌印证了这个伟大民族曾经的强大和兴盛，它的毁灭后的遗址则见证了一个民族曾经的难以逃避的屈辱和失败。这些都用“大水法”的遗址作为自己的最具震撼力的现实的“存在”。在这里，存在的遗址是我们的历史的伤口的最深刻的记忆的展现。而超越这悲情还需要一个社会的共同的努力。

于是，八十年代以来对于圆明园的重修和重建，以及追寻海外流散的圆明园的遗物等等都成为了对于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近现代历史的伤痛的记忆的超越的努力，也是我们每一个个体为之努力的“中国梦”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圆明园更加成为了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份的新的期许和希望的一部分。我们追寻“兽首”，期望圆明园流散海外的文物的重归，或是有许多人期望重建一个完美的圆明园的努力，虽然有诸多争议和探讨，但都是要见证一个民族抚平伤痛，超越痛苦，走向新的历史境界的一种努力；这也是一个民族从自己是世界历史的“边缘”的他者的形象，走向一个新的深深缀入到世界之中的关键性的“构成”的历史的变迁的一部分。“中国梦”有其历史的根源，圆明园的痛楚正是这一梦想在历史中的源头，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历史的失败，是痛楚的记忆；但今天我们重新让圆明园回归历史，其实也是超越悲情，建构新的想象的努力。   

有时候，怀旧并不是一种沉溺于过去的消极的状态，反而是积极面对未来时寻找自己的历史根基的努力，在这中间，我们寻找记忆的片段，让它们给今天和未来一个依据和理由。这其实是圆明园的不朽的意义。虽然具体的事情会有争议，但圆明园所具有的象征性的意义和价值，却已经成为我们的集体的记忆的共同的部分。这是历史，也是今天，同时也蕴含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