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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人”与“红人”

张颐武

 

     近几年来,网络“红人”现象一直是引人瞩目的议题,它始终既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又不断引发争议和探讨。网络“红人”往往是普通人一夜之间就在网络上蹿红,变成公众的焦点。这些“红人”往往并不是专业的艺人或有独特的一技之长,而仅仅是一些很普通的人,却往往依靠夸张离谱的言论,脱轨出位的行为立即就获得了高度的关切。这种过去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在网络的“自媒体”特性和无远弗届的传播能力的影响之下成了屡见不鲜的事实,也给当下的文化添加了一个独特的侧面。

网络“红人”的“红”引起争议之处在于他们经常是靠着奇特的言行触碰社会的敏感的神经和价值的限度。他们受到追捧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红人”通过大胆的表述或举止脱离了一般的社会常规,人们往往好奇于其特殊的表现,而过去社会中也会有这样的人物,但其传播范围往往很小,仅仅止于周围人的议论而已,不可能被社会所广泛关注。正是由于互联网的新媒体的传播,让红人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平台,一旦机缘巧合,被网络中的人们所关注,很快也会被纸媒和电子媒体所跟进关注,变成具有新闻性的现象,又通过这些媒体的放大效应回到网络上,形成更大的影响。经过这样几轮的连番传播而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二是他们的言行举止虽然有争议,却释放了公众的一些并不明确的“无意识”,一面大家都往往不同意或不认可其价值观,但却由于一些言论和举止百无禁忌,让人感到率真,同时也释放了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压力和困扰,让他们在生活中迷惑或困扰的问题得到一种宣泄,而这些普通人突然走红也容易让一些年轻人将自己的一些想象投射在他们的身上。因此网络“红人”往往被又骂又看,越骂越红。看起来公众的意见往往是批评的,媒体的反应也往往是负面的,也并不当真觉得他们是明星或大腕,但却又会情不自禁地追捧,对于他们的夸张离谱的行为见怪不怪,习焉不察。网络红人现象对于年轻人的影响力既不必高估,但也不可小觑。他们当然也反映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具有一定的指标作用,但也有其负面的影响。其中一个负面的影响是其“示范效应”。一个个体的行为被放大,引起公众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而其后继者也往往走得更加极端。这些红人的出名的梦想被一种追求耸动和搞怪的冲动所笼罩,其负面的因素也确实存在。

最近《中国达人秀》则开启了一个新的将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普通人的梦想得到展现的途径。这个节目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引起的强烈关注正是展现了“中国梦”的形象。这个节目突破了选秀选出明星和偶像的既成模式,而是将普通人放在了舞台的中心,既展示他们的才艺,也展现他们的故事里的梦想和期望。它以正面的梦想在一个新平台上展现自己。这里有断臂青年用脚演奏钢琴,有生意失败的商人用演唱表达从头再来的决心,有为了患病的妻子表演的稚拙的孔雀舞。这些普通人的才艺当然肯定未必有艺人那么地道和专业,但他们的梦想其实是我们共同的“中国梦”的一个部分。他们虽然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和困扰,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却从未怨天尤人地抱怨生活,抱怨自己的命运,没有被一种负面的“抱怨文化”所笼罩,而是在努力奋斗来改变命运,来为自己和社会创造美好的未来。他们的故事异常纯朴,也异常真诚,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期望,对于我们这个确实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的社会充满着希望。他们最让人感动的来自不同的地方,经历过不同的挑战,却坦然自若地站在舞台上,他们无畏地面对挑战的行动的力量和梦想的力量足以感动我们大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不会像许多人常常抱怨的那样向下沉沦,而是在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激励我们向前走的“中国梦”的能量没有枯竭,我们看到了普通的中国人守候自己的“中国梦”诚挚和乐观。这个节目所感动是既是年轻人,更是中国的“沉默的大多数”的普通人。它告诉我们中国不仅仅有靠出位的言论和行为耸人听闻的“红人”,还有许许多多忠实于自己,忠实于梦想的“达人”在我们身边。我喜欢断臂冠军刘伟的话:“我都可以做到,一步步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那些孩子们还有什么不可以?

我们听到他的反问了吗?

是的,坚持做好自己,正是”中国梦“的核心所在。我们可以说,我们绝不仅仅有“红人”我们还有“达人”,还有“中国梦”的光芒。

有人在看完《中国达人秀》后写了评论,题目是”世界很冷,但我们是暖的。”我喜欢这个标题,它说出了许多东西。但我还是想说,因为我们是暖的,所以世界不会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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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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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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