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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对待历史进程:从环保理念说起

理性对待历史进程

张颐武 

 

最近,人们对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幸福感缺失的问题等等都高度关切。这当然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人们对于发展的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深化,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的标志。这当然也是我们的综合实力全面增长,已经有了关注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实力的结果。这种新的趋势当然对于社会的进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也就有一些论者由此发表不少议论,认为三十年来由于我们的发展理念过于简单化,不注意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所造成的,认为我们当时对西方现代化的教训不了解不熟悉,重复了西方发展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这些分析当然也有其自身的理由和依据,但却也未必完全符合历史的状况。

实际上,如果我们稍微关注一下历史的真实情况,就会发现事实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复杂。在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西方的各种思潮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当时关于环境和全面发展的著作的译介其实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像环境保护方面的代表作如《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等都有译本和充分的介绍,对于像“罗马俱乐部”等的情况的介绍在当时的社会中也曾激起过相当热烈的探讨。环境保护和不能简单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成长的见解当时其实就是人们的共识,而并非只是个别先知的议论。当时的人们就曾经提出经济发展必须不能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避免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传统路径等等。许多这样的见解曾经引起过各方面的广泛而深入的关注。对于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状况的忧虑当时就强烈地存在,如一本叫做《山坳上的中国》的著作在当时就是极为轰动的畅销书,这部书就从各个方面强调了中国的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问题。当时连我这样的文学专业大学生都对于环境问题有相当的关注,曾经看过相当多这方面的著作,也了解了不少这方面的见解。这些都证明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时刻开始,公众和媒体其实是一直关注环境问题的,也一直都对于西方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和所谓“现代病”“城市病”有相当的警惕性,当时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比比皆是,并不是像今天一些论者所想象的那样人们对于这些问题一无所知,仅仅有GDP崇拜和发展崇拜。到了九十年代,这方面的介绍就更多了,人们对于环境和生态保护的价值的理解也更加深化了。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虽然当时已经有所警惕,但问题还是难以避免,这也是现实的状况。说当时人们没有认识,可能是简单化的,但问题在今天确实存在,也是事实。

这就需要我们不仅仅从人们的思想意识方面理解这些问题。而是要看到历史的发展有其难以避免的必然性,历史发展的阶段往往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面。后发的现代化,虽然有了前车之鉴,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经济和社会环境的限制,这些问题就是难以避免。当时人们确实认识到了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意义,但面临着普遍的贫困和匮乏,面临着不发展所造成的同样甚至更加严重的问题,有时人们确实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面临着条件的限制。人们都会期望两全其美,既发展经济,又避免发展带来的问题,既创造繁荣,又使得人们的幸福感增强和生活压力减轻。但遗憾的是,具体的条件并不会符合我们的理想,明明知道可能有些后患和问题,但也不得不选择的情况在历史中间是常见的。人们往往不得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和要求之下做出并不完全理想的选择。如高速发展低端的加工工业,成为西方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移的一部分,其实也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没有那样的积累,后来的产业升级换代也就无从谈起。发展确实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不发展,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和走向未来的可能。承认历史的必然性,承认历史阶段的难以简单超越,其实会让我们明智地看到今天的自己其实也是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的,我们当然都期望做到最理想和最完美的结果,但现实和历史其实也有具体的限制。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和浪漫的通过自己的认识来做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就可以一方面对于当下的问题高度重视,竭尽全力避免问题的发生,未雨绸缪,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但另一方面,也避免一惊一乍,不能全面、理性客观地看到历史的复杂性,简单化地将全部问题归结为人们的思想观念的问题。这样,我们对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会更加清醒和明智,也更加理性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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