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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遇”中的生命启悟

——序刘心武先生的《命中相遇》

张颐武

 

刘心武先生在《上海文学》连载了一年的《十二幅画》,并新增《<班主任>的前前后后》等十五篇回忆文字,一同结集出版,嘱我写序。心武先生是我有多年来往的前辈,相知很深,也有过许多次和他深入的对谈,他对我的教益良多。我也曾经研究过他的作品。这次对一个晚辈如此信任,既让我感到荣幸,又觉得实在不敢当。踟蹰良久,也拖延了好久,才能下笔。我觉得下面的文字其实既是对于这部书的感想,也是对于心武先生的人生境界的感悟。我以为《十二幅画》其实也是理解和穿透心武先生前半生的创作的重要的路径,也是体会和了解中国人的二十世纪的风云的一个路径。

心武先生的这部书写的似乎接续他的八十年代后期的《私人照相簿》,无论写作方式或是故事的选择都有某种连续性,这部书仍然是将个人命运的“小历史”的种种波澜和二十世纪中国的“大历史”连在了一起,在讲述那些他自己亲身见证的日常生活的同时,思考中国的大命运;从平凡的小人物的过去的生命历程,反照中国的大走向。两本书都结合了个人的经历和感受、文献资料,并相互参照,互相印证。其风格也是娓娓谈来,自然随性。但这部书和当年那一部又有了明显的差异,当年的《私人照相簿》是将自己所藏的旧照片和文字溶为一体,这次却是作者自己的十二幅画和文字构成一种相互映衬的关系。这些水彩画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诸多感慨的表达,它们对于文字不仅仅是配合,而且是相得益彰,互为表里。同时,和当年《私人照相簿》写作的时代,时光已经又过去了二十多年,我们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的中国还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历史的前景还尚处于并不完全明朗的状态。世界也还处在“冷战”的最后岁月之中,二十世纪的旅程还没有结束,世界处在一个“临界点”上,心武先生的那部作品的感悟和故事也带着八十年代的时代的印记。今天,冷战已经远去,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的趋势,新世纪的新的世界正处在新的“临界点”上,《十二幅画》则是当下的历史中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再思考,也是一个冷静地站在时代潮流的边上的智者对于自己曾经的岁月的新的回顾,点点滴滴,都饱含着他的对于人类历史的感悟和理解,也包含着对于中国的二十世纪的命运的新的理解。

在这里,心武先生所写出的是一种人生“相遇”的感慨,每一篇回忆中都充满了关于“相遇”的感受。这部书可以说就是一部关于“我”和世界的相遇之中所发生的种种故事。这种“相遇”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偶然性,正是我们人生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境遇。正是由于偶然的“相遇”人类才产生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发展了相互的认知和理解,展开了种种可供叙述和表达的故事和境遇。时间的流程我们无法阻止,它有自己的旅程。我们只有在这旅程中留下我们的踪迹,给这旅程添加一些来自我们的生命的东西,然后消失。我们的死亡是时间的旅程中的必然,我们会意识到死亡永远在我们的前面,是我们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关键的点。生命有其终点,死亡是我们其实无法回避的事实,生命的必死性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乃是不可超越的。这种必死性赋予了生命一种几乎必然的悲剧性,我们在这最后的必然面前确实是无能为力,也难以超越。但生命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种难得的惊喜,一种生命与生命的相遇和相知的时刻,一种“缘分”赋予我们的超越和克服我们在趋赴死亡的行程中的平淡,赋予我们的生命以一种不平凡的意义和价值。它让我们有了和我们的必死的宿命抗拒的可能性,也获得了超越的激情和灵感的可能。所以,“缘分”是我们超越我们的必死性而获得生命的更高价值的偶然,而“死亡”则是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而这两者都在时间的笼罩之下。在法国思想家阿尔杜塞的晚年,这位思想家处于与社会隔绝的境遇之中,但他思考的也正是相遇的问题。相遇的寻求似乎是他的精神的唯一的慰藉。刘心武先生正是由此对于生命有了深入的追问和探究。他回首生命中的种种“相遇”,捡拾和清理记忆深处的故事,将它们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之下再加审视。《十二幅画》所凝结的正是二十世纪一个中国人的自我的历程中的种种“相遇”所激发的感受。

这些零散的相遇的记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于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的历史而与一些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留下了痕迹的人物的相遇。如第一篇《兰畦之路》讲到童年时在家中和胡兰畦这个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传奇的女性的“相遇”。而那篇《宇宙中最脆弱的》正是对于生命本身的脆弱的直接的思考。“我”的家庭和孙炳文家族的来往是历史带来的,但却在“我”的生命中形成了难以消融的记忆。那一家族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传奇的经历和心武先生的观照都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艰难的经验。另一类是心武先生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和一些人和事的相遇。如第二篇中讲在楼下的书店与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的“相遇”,在《风雪夜归正逢时》中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的“相遇”。而最后一篇则是与一生扑朔迷离、有众多谜团和疑点的人物时佩甫的“相遇”。

这些“相遇”有些仅仅是擦肩而过,是在生命的一个片断中的偶然的经历,有些是由于兴趣和性情的相近而产生的相遇,有的有些却是影响了作者一生的大关节和大转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由于社会的剧烈的变化许多个人的命运的起伏升沉,这种“相遇”更具有某种非常规的戏剧性和严峻性。“相遇”所具有的难以把握和控制的状态甚至可能主导一个人的命运。如由于观看了《风雪夜归人》演出之后,作者和高中的同学兴致勃勃地讨论这个故事,居然引起了不可思议的连锁反应,居受到严重的伤害,导致了作者上不了好的大学,甚至形成了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中的伤痛。而他在这些“相遇”中所看到的诸多人物的命运,也显示了二十世纪中国人在艰难中为国家和社会所付出的一切中的令人感动的一面。他写到了许多人为了中国的发展,满怀着对于中国的信念,无怨无悔地付出了自己,但却并未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报偿的悲剧性的故事。如《人需纸几何》里的陈伯伯,《记忆需要营养》中的巫竞放等的等等,他们付出了一切,但在一生中并未得到历史的回应。对于当事人来说,可能是无怨无悔,但对于国家和社会,这却是一种痛苦的代价。而像王小波这样的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和心武先生的交往,他们从素昧平生到相互理解的过程,我自己就可以见证。心武先生当年和王小波交往的时候,王还毫无名气,但他们的交往极多,心武先生多次赞叹他的不羁的才华。后来王小波故去后名满海内,许多当年王小波在世时和他并无来往的人都表示是他的知己,但心武先生却从未多谈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也让我对于心武先生增加了钦佩。这次所打捞出的前尘影事,足以引人遐思。而八十年代之后心武先生作为中国的一个代表性的作家的多次出访中的国际性的经验也成为新的相遇的素材,这里无论是在美国遇到的各色人等,还是在法国没有遇到,却如影随形的奇人时佩甫,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在其变化和发展中与世界的关系和中国必然的走向今天的历史的必然。

在这些“相遇”之中,其实有一些贯穿在心武先生生命中的轨迹值得我们加以把握。心武先生的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班主任》发表之前,那是他的个人的生命成长和积累的时代,也是他经历人生的考验,开始从写作中发现自我的时期。从那时起,他对于人的关切,对于生命的尊重等等思考都伴随着生命的成长而逐渐成形。第二个阶段是《班主任》发表之后的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时期”,这一阶段的心武先生是时代的中心,是时代文学潮流的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而《如意》《立体交叉桥》等作品都开创了新的文学潮流,而《钟鼓楼》更是足以代表八十年代的力作。他在中国发展的那个关键时期,对于社会共识的塑造和社会的自我意识的成长,对于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最初的新的公共生活的建构,对于从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今天所展开的灿烂的“中国梦”的营造,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作用一方面是他作为当时最重要的作家所起到的对于社会的开放和变革的呼唤者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从感性的角度深入了当时中国变化的最深处,对于当时人们心灵的变化进行了异常透彻的观照,掘开了一口中国人灵魂世界和梦想世界的“深井”。这些作品都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中留下了自己的不可替代的位置。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到今天,在这一阶段,心武先生则作为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观察者一面始终感受着自己内心的召唤,通过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描写思考着中国的新的变化。如他的《风过耳》、《四牌楼》《树与林同在》等著作则是在这个时代所做的重要的贡献,其意义其实还有待我们更深地认知。而他的《红楼梦》研究和在《百家讲坛》上讲《红楼梦》则将他的文学史和历史的积累化为了一种具有想象力的人文的研究。这种研究将历史考据,文本细读,想象力和判断力熔于一炉,对于当下的青年读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写作的热情,保持着对于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的高度的敏感性。我总是在和心武先生聊天的过程中,知道一些我都不熟悉的新的趋势和潮流,知道一些新的信息和状况。他的写作的活力正是来自这种敏感性。

从这里看,心武先生在潮流之中的时候,总能超越和领先于潮流,让自己不断地发现新的空间;在潮流之外的时候,则始终保持着对于潮流的影响力,使得自己和自己的时代之间永远处于一种对话性的“相遇”的状态之中。他不刻意趋时,却能把握时代的关键,他不刻意超脱,却能不断以新的命题影响自己的时代。当年的心武先生是时代的弄潮儿,却并不狂热,今天他是一个冷静的隐者和观察者,却并不落伍。他的写作始终从容,这来源于他对于历史的趋势的把握和对于中国的进程的坚定的信念。他对于人性的“大悲悯”的情怀始终是他的写作的主线,正是由于这种“大悲悯”,使得他的写作能够不断保持着新鲜的活力。他所关怀的始终是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的历史命运,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对于国家有无私的承诺,对于自己和家庭有沉重的责任,对于命运和生活有面对的勇气。《十二幅画》就是这种中国人的形象的见证。这十二幅画正是中国人在自己的道路上艰难跋涉的形象。今天,历史已经给了这个国家和他的人民新的机会,给了他们新的历史的报偿,刘心武先生所凭吊,所追怀的一切正应该成为我们历史记忆的宝贵的篇章。

这部书中最重要的篇章应该是《那边多美呀!》,这是悼亡之作,也是可以和元稹的《悼亡诗》相比拟的作品。这是一篇充满了深沉的感情的文章。他讲到了他和妻子共同的艰难的跋涉,在共同走过的道路上的相知相爱。没有比这感情更深沉的了,没有比这相遇更弥足珍重的了。这是这部书的“文眼”,也是我们这些晚辈的学生最感动和最受到触动的地方。人生多艰难,像心武先生这样的人也曾经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正是这家庭的温暖和互相扶持,使得他能够不断地开创新的空间。没有比这篇文字更足以让我们感受中国人情感深处的那种真实的悲伤和痛苦,也没有比这篇文字更足以让我们感受在这种悲伤和痛苦中的力量和期望。中国人不容易,但中国人也永远有超越的勇气。十二幅画中的这一幅给了这部书一种情感和命运的深度。

我们应该进入这十二幅画,这不仅仅属于心武先生,也属于我们这些读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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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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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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