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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的当代命运

张颐武

 

    “隐士”当然是一个高雅的名词,一听到这个词,我们就会想到诸如陶渊明这样的人物。他们退出了当年士人必然要选择的仕途,而在乡间和大自然里寻求自己生命的归宿,视荣华富贵如无物。这样的故事是人们所心仪的。当然也有象陈眉公这样的装腔作势的隐士,一面标榜自己不慕名利的高雅,一面却“飞来飞去宰相家”,游走在达官贵人之间;有隐士的风雅,却又享受俗世的名声和乐趣。这样的隐士其实是隐士生涯的另外一面。鲁迅先生有一篇小说《采薇》,就是通过写当年的两个大隐士伯夷和叔齐的故事,来写隐士生涯的不易和隐士生活的自我矛盾,里面当然有幽默的嘲讽意味,也有穿透时空的洞见。谈到隐士的时候我总是想到这篇小说。不知为什么许多标榜热爱鲁迅先生的人都不喜欢提到这篇妙文。

    其实,鲁迅先生这篇作品揭示的是隐士生涯的深刻的矛盾性。“隐士”其实是在“隐“与”“显”之间平衡的结果。一方面,隐士必须是不求人知的。真正的隐士其实是不会留下名字供万人传颂的。他们所寻求的反而是对于世俗的名声的超越和漠视。他们必须不求任何“显”的可能。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没有名声,完全不“显”,也就不会为人所知,就根本湮没在芸芸众生之中,也就不会有“隐士”的说法了。其实这个矛盾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必须首先是“士”,然后才能“隐”。“士”是他们身份的前提,而“隐”仅仅是“士”的一种状态。是“士”就难免功名利禄的俗世追求,是求“显”的,但又要“隐”,标榜自己放弃了一切世俗的追求,自然就有矛盾。

    其实乡间的农人、做工的匠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也并非隐士,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士”,其生活从来就没有“显”的机会。这样的矛盾其实是从古到今的隐士都难以逃避的。所以,“隐”和“显”其实是难以截然分开的,“隐”和“显”像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互相对立又相互依存。“隐士”其实是一种特殊的“显士”。不“显”的“隐士”不会被社会了解,也根本不存在,而没有“隐”的追求的“显士”又太过庸俗。所以古代的大官都标榜希望致仕归隐的,而隐士往往都是失意的“显士”。

    对于当代来说,隐士当然是避开俗世的生活,拒绝消费主义的潮流,追求某种自然的生活和超越性的所在的人。这样的隐士在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其实根本没有存在的空间。当年谁也没有机会当隐士,因为中国的现实生活可能太严峻了。象张贤亮的《绿化树》或者丛维熙的《大墙里的红玉兰》所写的生活,是原来“显”的作家,被批判后变成了“隐”,但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说自己是隐士,因为那命运太过于艰难困苦了。看王蒙先生的自传,你会看到他不能发表作品的时候的苦闷,就会知道一种被迫的“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其代价是何等的巨大。而宗璞那篇有名的杰作《红豆》又让我们看到一种自觉的“隐’的生活追求会无情地被历史的洪流席卷而去。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命运太过于严酷,让我们没有机会去追求隐士的优雅和超越。因为一面是民族的屈辱的悲情,一面是严峻的斗争和追求,隐士的优雅往往是一种奢侈和多余的东西。

    所以,今天的“隐士’的存在,正是市场经济的结果。正是市场经济里,生活的可选择性极大地增加了,才会有隐士的新的空间。热衷于红尘滚滚,追求名利有了无限的可能。但追求当然无法满足我们的精神的需要,我们会在这种追求中感到压抑和乏味。而且我们的命运往往是一眼看得到底的,没有了当年大起大落,和“大历史”同步的命运的沉浮隐显的剧烈变化。一个都市的白领,二十岁的时候租住公寓,到五十岁住上豪宅。年轻时开小QQ,到了事业有成时,就开起了奔驰。一个人最大的追求不过如此的时候,生活的轨迹一眼就会看清的时候,他的无聊和厌烦的感觉就会强烈起来。他就渴望超越这样的生活状态。于是,隐士就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代表,也是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代表。他们其实象征了一种“逃离”和“脱出”固定的市场经济中的普遍的生活形态的生活方式,一种另类的选择可能,一种浪漫和诗意的新的来源。于是,隐士就会变成一种让人羡慕的生活,脱离之后的潇洒和自由就会变成新的楷模。

    今天的“成功人士”和刚刚富裕起来之后的露富显财大不相同,都会表示自己回归自然的超越和尊重环保的远见。而市场经济的妙处就在于它并不刻板执着于一种价值,它可以将对它的反对和批判变成一种有利可图的商品。市场灵活性已经有过无数让人目瞪口呆的表演,今天它更是如同变形金刚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变身。当年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式的第一代的“显”露财富的角色早就式微了。时尚的年轻人的形象都是倾慕隐士的风格的。所以,今天的隐士其实比起古人来并无不同。他们都是由于自己的“显”才为人所知,由于自己在专业方面的成就受到大家的了解,然后才可能选择“隐”。

    但这种“隐士”和古人不同的是他们和古代社会的放弃功名不同,而是表示他们放弃了在市场中的存在。但其实他们越是放弃和拒绝,就越是受到追捧;越是要隐居,返回自然就越是被市场所吸纳。今天其实迎合市场的潮流很难,因为潮流变幻莫测,而追赶的人也太多太多。但反市场的超越性却是市场本身的强烈的需求所在。隐士在今天往往越是决绝地拒绝传媒,传媒越是肯定和追捧他。他越是逃名,名气越大。他越是“隐”,却就越“显”。隐士的行事风格可能各异,人格气质也千差万别,但总是难以脱离这样的状况。其实,隐士投射的是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渴望,是我们自己超越自我的渴望。他们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影子。在他们身上,我们没有办法实现的东西得到了实现。我们被种种具体而微的生活状态所限制,找不到机会超越自己平庸的生活,我们当然说不上“显”,但也根本谈不上隐。我们多数的普通人其实是被平庸的生活限制的人。但隐士可以给我们梦想的机会,让我们梦想一种替代性的生活的降临。

    所以,我们今天格外需要隐士,即使我们明白他们真实的角色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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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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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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