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飞向何方：《让子弹飞》说的是什么？

张颐武

   《让子弹飞》是这个冬天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传奇，一个幽灵般神奇莫测、却大张旗鼓地宣传的传奇。它几乎无人不知，赢得众多喝彩声却难以厘清其意义和价值。它文艺，且又非常大众和流行；时尚却又不可思议地老派。它的题材有点奇怪，远远地偏离了我们对于这些年来的“大片”的想象，它的故事是真正的“年代剧”式的，表现的是民国前期的乱世的风云中的小人物的沉浮，但又绝不是年代剧式的平常人的故事，而是一些怪异的角色的张扬的行动。夸张中有些迷离不清，提供的头绪很多，看起来都像是有诸多深意，却又让人茫然不清楚这意义究竟是什么。

最有趣是这部电影的风格是彻头彻尾的隐喻式的，有大量的寓言性的表述飘在故事之中，有一种暧昧的多义性，看起来满足了我们的一切，却又似乎一无满足。走进电影院之前我们就满怀期待，走出电影院之后，我们在痛快之中又感到十分茫然无措。这是一部可以有众多解释，但又似乎一无解释的电影。对于它，什么解释都靠谱，什么解释又似乎都是浮云。这里所混杂的有英雄崇拜，有对于蔑视的敬仰，也有对于刻意的迎合的热烈的回应。

这里的问题是，姜文本人是否就是中国电影的一个象征性的英雄，一个终结旧秩序的英雄，一个真正的张麻子？

票房的成功似乎正是喻示了这样的状态，也在满足一种莫名的期待。而姜文本人的电影经历也似乎强化了这样的想象，他曾经的电影的诡异的特征也显示了曾经是超级明星的先知般的人物的孤独的个人英雄的形象的出现。姜文不是“第五代”的正统，也不是冯小刚式的最受欢迎的导演，而是一个一切中的异数。这样的异数不能多，但“这一个”却格外的重要。一切似乎都有讽刺的意味，都别有理想和怀抱，但我们又不清楚这理想和怀抱是什么。所谓的“站”着赚钱就是一种怀抱？那些莫名的暴力和性可能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给。但这一切在2010年将要结束的这个冬天出现好像是格外合适的。它不知为什么成功地宣泄了我们的焦虑和不安的情绪。在其他人给我们我们所能够预期的东西，给我们抚慰、纯情、感伤的时候，姜文却要进入我们的无意识，他似乎了解我们在微博、社会新闻之中所感受的那种焦虑，其实并不是在我们身边发生，却让我们似乎别有感触，格外着急和不安。他传达的一切具有某种莫名的东西，说不清，道不明，却格外强烈地堵在我们的心中。

这部电影的妙处在于它给你想要的东西的同时告诉你这些东西的可望而不可即。对于中国电影来自大都市的主流的观众来说，他们的平常的中等收入者的生活充满了过多的压力，充满了世俗性的苦恼，但这些压力和苦恼又在根本上是无从升华为一种宏大的叙述的。日常生活的苦恼和困扰无从超越也难以跨出，这些都需要平庸而具体的应对而不是根本性的解决，也而越是没有根本性的解决我们就越渴望它。但平常生活却是不得不接受和不得不在极为有限的选择中选择的必然，这让大家在起码的衣食无忧的同时也有莫名的焦虑，我们都感受到了自己的平庸。其实全球化的市场秩序已经让我们无法不活在这样的现实之中，但我们的渴望却仍然在奔涌，我们的情绪却难以得到宣泄，这都需要一个巨大的出口。而姜文所展现的“乱世”是不及物的，和我们相隔遥远的，因为我们已经平静地生活在一种平淡之中，生活在丰裕之中一些年了，社会已经进入了一种平常而有序的日常性的发展之中，出现了相对而言带有普遍性的繁荣，因此中等收入者所苦恼的往往不再是一些温饱这样的艰困的问题，而是上升和完成不足的问题，这些问题又难以轻易地得到解决，所以他们的焦虑往往就具有某种抽象性（当然社会中存在的贫困现象依然值得最大限度地关切）。中等收入者自身的困扰是具体的，但他的不可企及的渴望却是抽象的。这种抽象需要寻找出口和对象来得到表达和宣泄，而《让子弹飞》正是这个出口和对象。它表现的是无序的“乱世”，渴望的是无法得到的宏大的叙述，正象电影里所出现的种种暧昧的带有终极性的说法如大声喊出的三个“公平”等等在充斥着江湖切口和骂人话的纯宣泄之中也具有了某种超越性的涵义。这似乎满足了今日电影的大都市、年轻化、收入较高的主流观众以及作为他们的后备军的年轻人的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往往由于其不及物而格外强烈。因此，《让子弹飞》变成了我们的一种独特的莫名的焦虑和愿望的投射，它的不确定反而有了无限的魅力，它的暧昧和含混反而让我们格外获得乐趣。

《让子弹飞》其实是中国电影今天的大都市中等收入者的年轻观众的心态的一面最好的镜子，它在投射他们的渴望的同时完成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