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全国化”中展现“中国梦”

——2011年春晚的价值

张颐武

     大年夜刚刚过去，人们依然在“春晚”的伴陪下度过了这个具有象征性的时刻。尽管在网络和媒体里、或者在这个初一开始的各种聚会中，人们当然会众说纷纭、七嘴八舌。但这从多年以前就已经是“春晚”的文化的一部分。在这些热议之中所凸显的其实是“春晚”仍然无可争议地是中国最为引人瞩目的公共话题，也是将无数的普通中国人聚拢起来的唯一的方式。我们的生活已经多元化，我们的娱乐的选择也已经多元化，但“春晚”所具有的高度的象征性仍然远未消逝，公众还是以一如既往的热情来看“春晚”，议“春晚”，“春晚”所形成的热议的高潮说明了它所具有的价值仍然是无法替代和无法淡化的。人们还是在“春晚”中找到了自己社群认同的基础。不管你对具体的节目有何看法，但它一方面是把全家人粘合在一起的纽带，另一方面也是把中国的公众粘合在一起的纽带。不管你对于节目的想法如何，你还是把它视为一个有高度象征性的事件。因此，它作为一个中国乃至全球华人文化的公共性的中心议程的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近三十年来“春晚”和我们的生活一样有了巨大的变化，但它所具有的粘合中国社会，打造我们的“中国梦”的意义始终没有变化，而且也随着中国的发展而形成了新的发展。

这些年来“春晚”经历的转变已经完成，它已经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个节目看，转变成为作为家庭大年夜欢聚的背景而存在的，渲染欢乐气氛的“伴音伴影”。今年的春晚仍然有华丽的背景，灿烂的歌舞节目作为一种“流”的状态，显示了自身营造欢快气氛，而同时以赵本山的小品为最突出特色的一些“关键性”的节目形成晚会被公众聚焦的中心。是否有这样几个引起公众热议的节目就是“春晚”成败的关键。从今年的“春晚”看，“流”状的歌舞杂技等节目确实起到了渲染和妆点节日氛围的作用，也凸显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同时，虽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关键性”的节目从总体上看还是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些节目的意义在于凸显了当下中国的在三十多年的发展中所积累的“全国化”的能量。所谓“全国化”是最近《环球时报》所提出的一个意涵丰富的概念，它和“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它是在新中国的国家的高度统一和集中的行政的“全国一盘棋”的传统的结构之上，通过市场中的各种要素的流动所形成的突破原有区域和条块分割的全国性的生活形态，它和“全球化“相互纠结，互为表里，形成了中国的新的发展形态。它既是一种现实的形态，又是通过互联网和多种媒体所形成的想象的形态。这里一方面是许多人到大城市或东南沿海寻找机会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如近些年来一直是社会焦点的“农民工”“蚁族”等群体，或“春运”这样引起人们每年都高度关切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是新兴的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的兴起，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价值的重估所带来的新的原来落后的空间的崛起，这些地方也显示了消费的活力和全国性的影响力。这种“全国化”体现为“聚合”和“扩散”的同步发展。可以说，前些年向超级大都市聚合是总体趋势，而现在则“扩散”和“聚合”逐步平衡。同时港澳台地区和内地的共同发展和深度融合也是重要的走向。这带来了中国的色彩斑斓的丰富性。这种“全国化”在今天已经成为了世界性的“全球化”的一股重要的力量。我们对于“幸福感”的新的追求和“自我认同”的新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全国化”的力量带来的复杂的状态。近年来“春晚”面临的众口难调、议论多多的现象，其实正是“全国化”带来的社会的丰富性所构成的挑战。而“春晚”也正是全国化的斑斓复杂的色彩的一种真实的投射。

2011年的“春晚”的最大的亮点似乎正是在于对于这种“全国化”的力量的正面的回应。从开场的歌舞《回家过年》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全国化。而本届“春晚”最受人关注的“旭日阳刚”和“西单女孩”都是这种“全国化”的最好的例证。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在奋斗中追逐梦想的努力通过互联网的虚拟的平台被社会所关注，最后在“春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乃至全球华人的平台上展现自己。当我们看到“西单女孩”的家庭聚在一起观看“春晚”，看到“旭日阳刚”的引吭高歌，我们确实感到了“全国化”带来的机会在改变中国的这些个人的命运的同时也在展现“中国梦”的灿烂的光芒。这其实最好地通过大众文化传达了中国在发展中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像蔡明等人表演的小品《新房》也通过大都市房价问题的反映回应今天全国化带来的问题和困扰。

当然，这种“全国化”还是内地和港澳台地区的深度的融合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在八十年代，上“春晚”的港澳台歌手演员往往不是最有影响力的，常常是二三线的明星，而今天“春晚’的大平台已经是全球华人文化的重要的中心，这些年来也一直是也是港澳台演员通向内地的关键，因此像周杰伦、林志玲等一线的大明星也在这样的大平台上实现自己。他们表演的节目所引发的关注，说明内地的市场的影响力。而香港的方大同、台湾的萧敬腾、内地的李健这样的才子歌手的组合演出的歌曲，也展现了“全国化”具有的深度，这些原来不同区域的歌手的同台演出也说明中国的大众文化中的具有个性的一面的共通性。这些节目都让我们看到了“全国化”的力量。同时，这种“全国化”和“全球化”之间的呼应是这届春晚的引人注目之处，在大山等人表演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就显示了中文的世界化和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对于春节的国际性的重视，看起来饶有兴味，也别有风趣。这些都显示了在今天的“全球化”之中，中国的影响和份量。

赵本山仍然是“春晚”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和“小沈阳”等人带有浓郁东北风的表演其实最好地见证了“全国化”的力量所在。东北的独特文化中所产生的喜剧感和对于在网络中并不活跃，却构成了“全国化”的主要力量的沉默的普通观众的精确的把握，使得赵本山的小品仍然是“春晚”中公众瞩目的对象。他的小品的评价一直存在着网络中和现实中的反差，网络里评价不高，而现实中还是受到强烈欢迎。他把东北文化转化为一种“全国化”的力量的能力至今仍然是社会的亮点，在诸多二人转演员近年来开始淡出“春晚”的时候，赵本山所具有的影响仍然难以动摇。其实赵本山是一批东北小品演员中东北风保留最多的，也是处理东北风格和全国趣味之间最平衡的。这两年他的小品越来越倾向于由他串场而徒弟的戏份更多。这一次的小品也有自己的妙处，投射了中国人伦理和习俗的微妙和复杂的一面。这一次他在小品结束前加入了自我嘲讽意味的对于自己的小品的评述，这其实说明了赵本山本人和春晚本身对于自身的自信。虽然“春晚”在网络中受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但其实春晚本身并不是仅仅为深度参与网络生活的人群而设置的，它还是更多地需要面对沉默的大多数的选择。而他们对于春晚的认可程度可能并不和网络的舆论完全一致。

总之，2011年的“春晚”仍然保持了其基本的路向，而且在“全国化”地整合自己的观众方面也有新的探索。“春晚”所要应和的是“全国化”的多样的观众，你可能对方大同、萧敬腾、李健满意，但对赵本山不满意；也可能喜欢于魁智等人而不喜欢其他歌手，但“春晚”就是要在这些复杂的观众群之中寻找“最大公约数”。这是“春晚”近些年面对的最困难也是最有魅力的问题。中国的观众尽管对于春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仍然需要“春晚”，也仍然需要让“春晚”给自己的大年夜作为背景，这个硬需求其实正是我们的“中国梦”还在延续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