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本报记者 黄玮
吕林荫
不久前，西安交大原教授李连生等人因学术造假，被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这是我国首例因学术造假被撤销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此事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学风问题的追问与探讨。
对话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他并不悲观——现状并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过度愤世嫉俗与悲观失望只会使我们失去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与信心；他寄望于未来——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学风不正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天大的事情。
■我们在追问学风问题时，不要带着过度焦虑的情绪
解放周末：近年来，学术不端事件屡屡见诸媒体。不久前，西安交大原教授李连生等人因学术造假被撤销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项目的事件，再度激发了有关学风问题的追问。身为一名学者，您认为今天的学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张颐武：这几年来，学风问题一直不断地被人们追问着责问着。我发现，最近人们对此的焦虑加重了，使人产生一种感觉，好像学术不端的事件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风问题可能并不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多。尽管在这方面没有数据上的统计和比较，但如果我们去关注一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相关的回忆录和史书，会看到许多相似的事情。自有大学这样的机构起，学风问题就已然存在了，就好比有了游戏规则，就会有人钻空子。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今天的学风问题并非人们想像的那般严重？
张颐武：问题是严重的，但并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那样耸人听闻。现在一讲到学风，人们常常会用到“今不如昔”、“学风不古”这样的字眼，认为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如何高洁，对于学问如何孜孜以求，而今天的知识界如何堕落。可是看看当时人的记载回忆，也有相当多的荒唐事。我们若去读一读民国一位大学者的日记，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篇幅涉及如何追求女生。在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里，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令人瞠目的不端行为，像三闾大学里的种种奇形怪状，在那个时代并不少见。所以，今天我们在追问学风问题时，不要带着过度焦虑的情绪。
解放周末：不容忽视的是，在中国的一些大学已然拥有上百年历史的今天，学风问题却变得前所未有的显而易见。
张颐武：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其一是公众监督的力度大大增强，其二是近年来中国高校总数的迅速增长。
如今，在学界和公众之间已经没有了不可跨越的万里长城，学界内部的事件也会成为公共话题。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披露，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专业的学术媒体，大众传媒纷纷介入，博客、微博这样的网络“自媒体”也参与进来。各种媒体的传播，使得学术不端行为的社会公众知晓率大大上升，从表面上看起来，密度就比过去大。
解放周末：那么，您认为这种“被知道”有意义吗？
张颐武：意义巨大。任何一个专业领域都需要公众的了解和监督，这种他律是必不可少的。过去学界主要依靠学术机构内部互相监督，但同行之间多少会有所忌讳。我认为，公众监督正日益成为学术打假的一种有效路径和力量。
与此同时，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高等教育得以大规模发展，不少大专、中专升格为大学，学术研究机构也快速壮大，整个基数大大增加，那么出现学术问题的绝对数自然也会增多。而且，一些院校新近升格为大学，迫切地渴望多出科研成绩，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出现问题。
■说到底，学风问题本质上还是人性使然。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学界也不能例外
解放周末：鲁迅先生在谈到学风问题时曾说：“学风如何，我以为是和社会情形相关的，倘在山林中，该可以比城市好一点。”目前弥漫社会的浮躁风气是否也在很大程度上对学风产生了负面影响？
张颐武：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样一个时期，各种利益关系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和对于事物的判断、评价标准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上的浮躁风气必然会对学界产生影响。同时，学界本身也正步入打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变革时期，尚有一些制度和规范待商榷、待完善。
不过，说到底，学风问题本质上还是人性使然。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心术不正的人，学界也不能例外。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学术与心术有关，学风不正源于人心不正。
张颐武：钱锺书先生在1946年致信当时《观察》杂志的主编储安平先生时曾提到，浪漫主义者误以为物质文明能使人性堕落，不知物质只是人性利用厚生之工具，病根在人性，不在物质文明。
解放周末：将学风问题一股脑地归咎于学术土壤的变化，亦是不合理的。
张颐武：确实如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人类的文明史上，科技层面的进步与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近百年来日新月异，但人性的长处与问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科技的精进而产生太多变化。就如钱锺书先生所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如今已少人问津，但他的《伦理学》至今仍开卷有益。
解放周末：如此说来，学风问题是一个古今中外凡有学术研究之处，就无法逃脱的现实问题？
张颐武：是这样的。所以，国际上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学术规范体系，正是用以应对学风不正的问题的。当然，对学风不正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分层次来讲。第一个层面是学术失范，涉及治学的规范问题。其实，中国的学术规范是这些年来才开始强调和建立。改革开放之前，国内学界相对比较封闭，对国际上学术共同体的一些规范和共识还不太清楚，过去学者写文章甚至以没有注释为荣，因此现在及以前的几代学人在学术规范上大多是有“原错”的。
解放周末：对这些非主观性的学术问题，可以给予一定的宽容和谅解。
张颐武：但对另两个层面就不能讲宽容了。第二个层面是学术不端，包括抄袭、剽窃等；第三个层面则是学术腐败，如权学交易、利学交易等。这两个层面涉及的不只是规范问题，而是已经触及到学术价值、学术道德的底线，没有任何辩护的余地。今天，公众对此的监督力度在不断加大，学界也一再强调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
■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
解放周末：我们不难从媒体上获知，“重典”之下，学术不端事件仍变得越来越荒唐，甚至一再挑战公众的承受力。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的情况？
张颐武：离谱就离谱在确实有个别学者造了假还能获得巨大的利益，而且长期受到保护。
爱因斯坦将学术研究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为学术而学术者，这是学界的向往；一类是功利主义者，将学术研究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第三类是智力游戏者。我们现在见到的极端个案多是功利主义者，他们将学术研究作为饭碗和跳板，有些人甚至将学术成果当作向政界、商界华丽转身的“晚礼服”。为了这些目的，他们不惜一再降低道德底线，最终走上剽窃、抄袭、腐败的道路。
解放周末：对一些极端的产生，学界本身也难逃其责吧？
张颐武：一方面，过度“量化”的考核标准无形中起到了助推作用，另一方面，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有时候已经发现问题了，但出于“家丑不外扬”的社群心理，袒护了个别学者的不端行为。
解放周末：学术共同体的缄默实际上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尤其对某些名不副实的广受公众关注的“明星学者”而言，这种沉默尤为可怕。
张颐武：在有学者触犯底线时，学界的责任毋庸置疑，学者应当有捍卫学术尊严的勇气，但这对公众也是一种提示——首先，不要一抓到学风败坏的学者，就将其所在的学术机构贬得一文不值，这样反而会使得学术机构在曝光学者学风问题时畏首畏尾，失去坦诚，甚至和公众玩起“躲猫猫”；其次，不要因为站出来打假的学者与被打者之间存在私人恩怨，就鄙斥其行为，要知道，在学术论文和著作数量如此之大的今天，如果彼此之间毫无瓜葛，一般不可能去细查别人的问题。
解放周末：只要被查出“硬伤”，不管是谁查为何查，都是一次有效监督。
张颐武：在对学者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学者做了再丑陋的事情，如果他没有知名度，是很难引来公众与媒体的舆论谴责的，更不会形成公共议题。而对于“明星学者”，他们本身非常依赖在公众当中的美誉度，他们一旦出现严重的道德瑕疵，被曝光时承受的打击也会更深重。
解放周末：从公众那里获取的越多，偿还的也越多。
张颐武：对，也因为他们对后辈学者和年轻人有着示范效应，这种道德失范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很大。而对这些知名学者而言，一次造假可能意味着断送未来的学术生命，代价也就极其高昂。不过，提高学术造假的代价，正是对后来者最好的警示。
■更加危及学术事业且难以根除的痼疾，是大量的“无意义”，是一些学者的“自娱自乐”
解放周末：过去说，“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如今这种做学问的境界似乎不再被崇尚，“甘坐冷板凳”的学者也日益稀缺。
张颐武：这个问题要分两面来看。过去一些学术大家，像陈寅恪先生，50岁之前没有著作，而后一鸣惊人，这的确令人敬仰。但是今天的学术评价制度并不鼓励这样的做法，学术权威一定是通过发表论文和专著来建立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硬指标”。
解放周末：“硬指标”的存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学者潜心做学问的向往？
张颐武：制度和规范肯定会伤害一些人，但是没有制度和规范时，受到伤害的则是大部分人。比如我们现在津津乐道钱锺书先生当年数学只考了15分，照样被清华大学校长钦点，破格录取。但是如果这事换到今天，人们会怎么说？考大学时，钱锺书先生成就尚未显露，而他的父亲又是在学界颇有声誉、与众多教授私交甚好的钱基博先生，那大家还不得群起而揭露这个“黑幕”？这就是一个“学二代”的腐败故事了。所以说，学术体制严格必然是有代价的，它难免会阻碍一些天才的诞生，但是会让更多人得益。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当“硬指标”过分注重“量”而忽略“质”时，也的确鼓励了一部分急于求成的学者走捷径。
解放周末：就如邓小平同志说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张颐武：对，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努力的正是让制度更加完善合理，在驱逐“劣”的同时，增加“好”脱颖而出的几率。
解放周末：我们还看到，与“甘坐冷板凳”截然相反的是，现在一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博导，一年能出几套书、还动辄出“丛书”，文章、专著满天飞，学术成果“琳琅满目”，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张颐武：当然有不少人著作等身是自身勤奋努力工作的成果，但也确实存在一些典型的“学术泡沫”。现在学界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触犯底线，而是存在着大量重复的、无意义的研究。显性的问题虽然危害大，但我们有相应的学术批评与学术规范予以校正，而且毕竟数量上是有限的，而对那些如“重复建设”这样的隐性问题，只有学界内部可以分辨，公众是很难分辨的，也就无法监督。
解放周末：所以更加危及学术事业且难以根除的痼疾，是大量的“无意义”，是一些学者的“自娱自乐”？
张颐武：是的。这是在用生产学术“垃圾”的方式制造学术虚假繁荣，是举着学术旗号扼杀学术活力，本质上是“反学术”的。“学术泡沫”不仅严重耗费稀缺的学术资源，使学术成果鱼龙混杂，而且容易导致“劣币驱良币”，产生恶性循环，最终败坏学术风气，摧残学术尊严，无论对于年轻一代学子的成长，还是对中国的国际学术形象与学术地位都有消极影响。
■让年轻人知道，学风不正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天大的事情
解放周末：学问可以高低并存，但学风不能正邪共处。毛主席在谈到学风问题时曾说，“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换言之，学风不正危害的不仅是治学成效，还会对时代产生深痛的影响？
张颐武：不良的学风首先危及到的是学者与学术研究机构的公信力，一旦失去这样的公信力，就会使学者的思想失去起码的价值，不为人所信赖，无力回答理论和现实的重大问题。
解放周末：对一个国家而言，思想力是开拓创新、积极自省的源泉，是不可或缺的宝贵力量。
张颐武：所以我们才说，学风问题是个大问题。刚才我说到，今天的学风问题并非人们想像的那么严重，这并不是为学者开解，更不是推诿学界的责任，确实是，我们应该看到并且正视这个“大问题”。
尤其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后辈学人和年轻学者认清这一点。绝不能让这个问题在下一代扩散。在他们求学时，就要有学术伦理这根弦，形成一种让年轻学人保持正确行为的舆论压力，让他们知道，学风不正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天大的事情，是一个学者的生命线。
■有些道德问题，确实需要通过强化的规则来限制，而不可能通过道德批判在一个早晨就消失
解放周末：今天，当人们谈论学风问题时，总会不禁怀想西南联大时期大师云集的盛况，您有类似的怀念吗？
张颐武：当然，那时候的学术氛围让人倾慕也有许多充分的理由，但同时也要看到，这在一定程度上被历史过滤了，被我们神化、浪漫化了。
解放周末：人们对西南联大这样的传奇，对当时的学者、学术氛围的浪漫追忆，是否也正显现了人们对现状的失意？
张颐武：如果我们拿着当时最顶尖的学者的标准来要求当下，的确会失望，会不满。
解放周末：但是，也正因为有这样最顶尖的学者，或者说大师，有他们带领下的一批学者，大学才能成为思想圣地、学术高地，才能守正义之门，创科技之新，领社会之行？
张颐武：我们不要忘了，大师是需要时间积淀的，也需要一定的空间距离。当时当地还难以理解其价值的事情太多了。
解放周末：您是说，我们总是只能发现上一辈大师，却难以于同辈人中认定谁是大师？
张颐武：当年，钱锺书先生在同辈学者中也存在争议，对他有不同意见的学者也有。我认为，大师永远是事后追认的过程，其成就一定是要经历时间考验的。
当然，人们的这种浪漫希冀是可以理解的。历史上，一些大学问家自觉探求为学济世之精神，既给学界留下独到的创见，又给后人留下了高洁的治学之道、做人之道。其人格、精神，成为学界乃至社会的宝贵财富。我相信，当后人回望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时，也会发现其中闪现着这样令人敬仰的学者。
解放周末：而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不要将过去“神化”，也不要将今天“妖魔化”？
张颐武：正是。对于当下学风不正的现象，我们看到了，我们谴责与批判，我们渴望改变，这就是学风转好的征兆。我们要避免过分简单化的逻辑，这样容易使得我们对于周围的生活产生一种愤世嫉俗和悲观失望，反而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愿望与信心。
所以，我们既要对于现实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和理解，有严格的要求和批判，但也要有一颗平常心。因为有些道德问题，确实需要通过强化的规则来限制，而不可能通过道德批判在一个早晨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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