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苏州一家杂志的访问，现在看也还有意思，说出了一些我内心的想法。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张颐武

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

文/麦立子、陈雨琪（实习）  摄影/邵氏兄弟

张颐武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的博客访问量已过六百万，微博粉丝已过四十万，现在的他每天早起都会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看一下微博。他说，“这短短十几分钟，能让自己跟上今天的世界。”而隔三岔五的，张颐武也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些随笔，用一些深入浅出的话道出自己对世界的思考。

张颐武在博客中这样描述自己，“北京大学的教师，只希望在家里读自己喜欢的书，由此体味时间的流逝。” 他和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是莫逆之交，老前辈们丰富的阅历和待人接物的谦和，给当时还很年轻的张颐武很多启发。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张颐武说，“不是每天在一起吃吃喝喝，而是感情上的一种联系，见面不会防备，相互肺腑之言，非常尽兴”。

大众文化有内涵

BOSS：您的博客经常更新，平时多久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张颐武：博客里的文章和学术论文不一样，主要是随笔，不需要太多复杂的专业理论，比较通俗易懂。这样的文章比较轻松，一周一篇左右。

BOSS：您写“旭日阳刚”组合的中国梦，也在公开场合说,”章子怡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光，那是对别墅、宝马等物质的渴望。“近年来，您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大众文化上来，原因是什么？

张颐武：过去人们会认为大学教授总是研究传统的、高雅的的。其实现在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自身也在变化。在西方有一门叫做文化研究的课程，把流行乐、电影、摇滚、青年时尚都纳入文化中间来，综合了各种学科。文化研究把文学文本的方法用来研究流行文化，分析方法适用性强。这些年，我的工作就是通过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打破一些界限，来解释分析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认为文化研究已经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学和人文文化，影响力更大。要留住今天的历史文化，就必须进入这个领域。

BOSS：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如何练就了自己看问题的独特角度？

张颐武：专业的训练比较重要。分析文本是中文系的必修课，非常有用。训练之后会有基本方法，始终能够去学习和研究理论。有着这些基础之后就能敏锐地观察现象。当然，光有理论是不够的，也需要有直观地判断，这就是从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对时代的潮流需要有深刻了解。我早上起床会看看微博，掌握各方面的新情况。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会自己去研究，找一些深度报道。从面到点，从情况深入了解。

BOSS：您是60年代生人，见证了中国三十年的巨大变化。您对社会的发展和这些改变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张颐武：中国的百姓非常不容易。中国人的能力一旦激发，能量就很大。虽然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虽然很多人都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走到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二十年前，我曾经听过很多专家学者说，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但现在中国和他们想象的彻底失败是完全不同的。我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今天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进步是不容置疑的，社会还是繁荣起来了。现在孩子的视野和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我们的视野不宽，或许命运也就平凡。现在年轻人享受的很多事情，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但是对于我们都是极其珍贵的。

人生是虚无的

BOSS：八十年代，您上北大时是西方思潮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时候，这是否让您的学术研究受西方的影响更多一些？

张颐武：在思维方式上受西方的影响特别大，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具体感受上还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只是这些传统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没有表现出来。我一直对古典文学很有兴趣，也曾经想跟老师一起研究《文心雕龙》。但是我后来察觉到自己还是对现实更有兴趣，就还是研究现代的东西。很有趣的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迷明清两代的笔记，像语录式的一些文章，受这些启发比较大，但是那时候一直没用上。没想到后来有了微博，发现偶尔写点上去，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你会发现古语里人生的精粹，不管中外，在最高境界上是差不多的。

BOSS：您解读问题时比较正面，有“愤青“的时候吗？

张颐武：当然有，年轻的时候有。幸运的是，我在那时候开始学习批评理论。理论最大的好处是，先来解释事件，而不是先判断好坏。是观察事情，观察对社会的意义，退后一步，通过解释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看待事件。我大学一二年级很愤青，后来啃了很多理论书籍，明白爱憎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帮助真正了解问题。而理论分析可以让人对事物更客观。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贝内迪特·斯宾诺莎说的“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BOSS：这句话是否在生活中也给您一些启发？

张颐武：是的。理论教会人换位思考，既要考虑自己的立场，也要充分考虑对立面的立场。这与下棋很像，要去猜对方的棋，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这样双方考虑之后，观点就比较周密，不会有失偏颇。就像心里有两个小人在吵架一样，各方有各方的想法，但是最后会得出一个自己的看法。

BOSS:生活中做每件事情，您也会这么理性吗？

张颐武：生活和学术研究不一样，生活中我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学术研究让你思维清楚，理性思考，和家人之间的沟通就比较方便。我很喜欢钱锺书先生的人生态度：人生最后是虚无的。人生说到底只是一个偶然的过客，目标最后都是虚幻的，因为人最后都会死亡，没有选择的空间。钱先生的人生态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这些年看一些野史比较多，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人性的变化是很小的。人都会贪婪，趋利避害，这都是无法避免的，这些道理都不会变的。人性的基本表现是相似的，虽然时代在变。钱先生在人性大的方面看得透彻，所以对小事很乐观。我觉得这是健康的生活态度。所以对人生的大问题要想透。人生不过是沧海一粟，很多事情都是过客，最后都会不见。看透了之后你就会对别人有种体谅。我们过去是对人生大层面上的乐观，小层面上悲愤。将来可能在人生的终极上悲观，在小事上要理解别人，这样就会生活的客观一些，顽强一些。最脆弱的人就是任何小的情况都不能容忍。现在很多人都充满了戾气，到处指责别人，这没什么太大意义。

“中国梦”会胜利

BOSS：梁漱溟先生曾说，“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现在我们总是说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颐武：1987年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当时大家都觉得季先生老糊涂了。但现在在想，季先生的眼光要比我们远大，他对生活有很多了解，从大尺度看问题，看到了几百几千年的事情。当时很少有人有信心能说中国文化必定能复兴。当然这个也有原因，因为物质不如人，物质的震惊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中国人出国到超市就震惊了，这时候就很难建立起文化自信心来，因为你一直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当中。五四以来，对世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当时很难有这样的理解。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提上日程了，中国渐渐融入全球化了。尽管我们现在还是有弱势群体，但是美国也有。普遍贫困的状况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的共识。现在很多人在网上说中国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明白中国的生活质量确实是上升很多的。所以物质平台是很重要的。文化自信其实是跟物质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的越发展越穷，穷的只剩下钱了，这是不存在的，其实你会有更多的精神去追求很多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一百年确实是有屈辱的失败，受到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限制，所以五四以来一直在批判传统文化。但是又不能彻底说，中国人不行，因为中国一定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这套矛盾的文化持续很多年，终于现在不见了。申奥成功后我们的文化自信满满的建立了起来，孔子变成了中国文化象征性的人物了，说明中国人对文化的判断渐渐成熟了。那时候是反对，现在慢慢的中西融合。

BOSS：只是现在的复兴还没有真的普及开来。

张颐武：对，但是它在很快地普及。中秋、端午、清明变成国定假日之后，它的意义慢慢就发掘出来了。一开始可能只是放假，慢慢发现很多传统习俗被挖掘出来了，大家会在各种地方寻找传统文化的遗迹。很多现在看来很幼稚的事情，比如争夺名人的故里，实际上是发展到一定时期需要有的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感。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的幸福指数很低，人们普遍比较焦虑，物质焦虑特别大，容易心灵失衡，这是把物质作为唯一的标准之后带来的问题。这需要在精神上寻找的解决方案。西方解决这些问题靠宗教，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中国没有信仰上帝的说法，没有严密的宗教，就需要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这一套思想。这对我们心理的平衡，滋养，幸福感的提升都有很大的用处。

BOSS：您研究文化，那么您认为当下的文化趋势是怎样的？

张颐武：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复兴会越来越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现在大家都意识到需要化解我们幸福感上的焦虑，给生活填上很多仪式和内容之后，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充实，让你物质焦虑减弱。我认为这是传统复兴比较重要的一个层面。第二是，我们整个经济政治发展上的一套中国模式在展开。过去我们都在模仿西方，但是现在我们有自信。就像过去，希腊什么都说是跟埃及学的，但是经过本土化和发展，慢慢就发现了希腊比埃及发展的要好，这很了不起。过去我们说我们是在模仿西方，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现在我们会想会不会借鉴了他们之后会不会比他们发展得更好，希腊学埃及，美国学英国，都是这样，将来中国也是这样。

BOSS：中国人面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自信了。

张颐武：近一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欺负过人，同时我们不想去欺负人，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和弱者、穷人站在一起，不是一个欺负人的民族。同时我们的价值观是崇尚多元的，包容的，一百多年来就真的没有欺负人。欧美人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殖民历史，但中华民族要民主富强从来不是建立在欺负他人的基础上的。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劳动者给世界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让世界人民，包括欧洲美国人的生活水品都提高了。通过艰苦劳动来创造，是最理直气壮的。其实看《阿甘正传》，西方的传统里也有这些观念，就是自己艰苦劳动里获得的东西，一定比其他手段拿到的东西要光荣。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要有这样的观念，就像《春天里》一样。那首歌里一方面有一些非常微妙的悲凉的情感，但另一方面能够这么唱就是非常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国的年轻人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乏30年前我们那时候的力量。现在中国梦和抱怨文化在赛跑，如果抱怨文化跑赢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前途了。但我相信中国梦会跑赢，但是风险是在的。中国确实应该改变，但不能指望所有问题一下子改变，很难说中国就是最坏的。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很好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对不公的行为我们要最大的愤怒，但另一方面，你要知道改变需要过程，你不可能在一天内消除所有的不公正。实现公正是人类永远的理想，这是至今为止人类社会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对人性的理解更深一点，我们就能看的更透彻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