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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州一家杂志的访问,现在看也还有意思,说出了一些我内心的想法。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张颐武

不要哭不要笑,要理解

文/麦立子、陈雨琪(实习)  摄影/邵氏兄弟

 

张颐武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的博客访问量已过六百万,微博粉丝已过四十万,现在的他每天早起都会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看一下微博。他说,“这短短十几分钟,能让自己跟上今天的世界。”而隔三岔五的,张颐武也会在自己的博客上发些随笔,用一些深入浅出的话道出自己对世界的思考。

 

 

 

张颐武在博客中这样描述自己,“北京大学的教师,只希望在家里读自己喜欢的书,由此体味时间的流逝。 他和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是莫逆之交,老前辈们丰富的阅历和待人接物的谦和,给当时还很年轻的张颐武很多启发。这种亦师亦友的情谊,张颐武说,“不是每天在一起吃吃喝喝,而是感情上的一种联系,见面不会防备,相互肺腑之言,非常尽兴”。

 

大众文化有内涵

BOSS:您的博客经常更新,平时多久写一篇这样的文章?

张颐武:博客里的文章和学术论文不一样,主要是随笔,不需要太多复杂的专业理论,比较通俗易懂。这样的文章比较轻松,一周一篇左右。

BOSS:您写“旭日阳刚”组合的中国梦,也在公开场合说,章子怡们的眼神里有一种光,那是对别墅、宝马等物质的渴望。“近年来,您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大众文化上来,原因是什么?

张颐武:过去人们会认为大学教授总是研究传统的、高雅的的。其实现在的文化和社会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大学自身也在变化。在西方有一门叫做文化研究的课程,把流行乐、电影、摇滚、青年时尚都纳入文化中间来,综合了各种学科。文化研究把文学文本的方法用来研究流行文化,分析方法适用性强。这些年,我的工作就是通过文学文本的研究方法,打破一些界限,来解释分析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认为文化研究已经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传统的文学和人文文化,影响力更大。要留住今天的历史文化,就必须进入这个领域。

BOSS: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如何练就了自己看问题的独特角度?

张颐武:专业的训练比较重要。分析文本是中文系的必修课,非常有用。训练之后会有基本方法,始终能够去学习和研究理论。有着这些基础之后就能敏锐地观察现象。当然,光有理论是不够的,也需要有直观地判断,这就是从生活中积累起来的。对时代的潮流需要有深刻了解。我早上起床会看看微博,掌握各方面的新情况。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会自己去研究,找一些深度报道。从面到点,从情况深入了解。

BOSS:您是60年代生人,见证了中国三十年的巨大变化。您对社会的发展和这些改变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张颐武:中国的百姓非常不容易。中国人的能力一旦激发,能量就很大。虽然现在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要有一颗感恩的心。虽然很多人都有更进一步的要求,但是我觉得中国的发展走到这一步是非常不容易的。二十年前,我曾经听过很多专家学者说,中国是没有前途的。但现在中国和他们想象的彻底失败是完全不同的。我出生在三年困难时期,今天虽然还有很多问题,但进步是不容置疑的,社会还是繁荣起来了。现在孩子的视野和我们小时候完全不同,那时候我们的视野不宽,或许命运也就平凡。现在年轻人享受的很多事情,在他们看来理所当然,但是对于我们都是极其珍贵的。

 

人生是虚无的

BOSS:八十年代,您上北大时是西方思潮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时候,这是否让您的学术研究受西方的影响更多一些?

张颐武:在思维方式上受西方的影响特别大,但是实际上在很多具体感受上还是受中国传统的影响比较大,只是这些传统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没有表现出来。我一直对古典文学很有兴趣,也曾经想跟老师一起研究《文心雕龙》。但是我后来察觉到自己还是对现实更有兴趣,就还是研究现代的东西。很有趣的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特别迷明清两代的笔记,像语录式的一些文章,受这些启发比较大,但是那时候一直没用上。没想到后来有了微博,发现偶尔写点上去,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你会发现古语里人生的精粹,不管中外,在最高境界上是差不多的。

BOSS:您解读问题时比较正面,有“愤青“的时候吗?

张颐武:当然有,年轻的时候有。幸运的是,我在那时候开始学习批评理论。理论最大的好处是,先来解释事件,而不是先判断好坏。是观察事情,观察对社会的意义,退后一步,通过解释分析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看待事件。我大学一二年级很愤青,后来啃了很多理论书籍,明白爱憎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帮助真正了解问题。而理论分析可以让人对事物更客观。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句话是贝内迪特·斯宾诺莎说的“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

BOSS:这句话是否在生活中也给您一些启发?

张颐武:是的。理论教会人换位思考,既要考虑自己的立场,也要充分考虑对立面的立场。这与下棋很像,要去猜对方的棋,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这样双方考虑之后,观点就比较周密,不会有失偏颇。就像心里有两个小人在吵架一样,各方有各方的想法,但是最后会得出一个自己的看法。

BOSS:生活中做每件事情,您也会这么理性吗?

张颐武:生活和学术研究不一样,生活中我也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但学术研究让你思维清楚,理性思考,和家人之间的沟通就比较方便。我很喜欢钱锺书先生的人生态度:人生最后是虚无的。人生说到底只是一个偶然的过客,目标最后都是虚幻的,因为人最后都会死亡,没有选择的空间。钱先生的人生态度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这些年看一些野史比较多,就会发现几千年来人性的变化是很小的。人都会贪婪,趋利避害,这都是无法避免的,这些道理都不会变的。人性的基本表现是相似的,虽然时代在变。钱先生在人性大的方面看得透彻,所以对小事很乐观。我觉得这是健康的生活态度。所以对人生的大问题要想透。人生不过是沧海一粟,很多事情都是过客,最后都会不见。看透了之后你就会对别人有种体谅。我们过去是对人生大层面上的乐观,小层面上悲愤。将来可能在人生的终极上悲观,在小事上要理解别人,这样就会生活的客观一些,顽强一些。最脆弱的人就是任何小的情况都不能容忍。现在很多人都充满了戾气,到处指责别人,这没什么太大意义。

 

“中国梦”会胜利

BOSS:梁漱溟先生曾说,“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现在我们总是说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颐武1987年的时候,季羡林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的世界一定是一个中国文化复兴的世界。”当时大家都觉得季先生老糊涂了。但现在在想,季先生的眼光要比我们远大,他对生活有很多了解,从大尺度看问题,看到了几百几千年的事情。当时很少有人有信心能说中国文化必定能复兴。当然这个也有原因,因为物质不如人,物质的震惊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中国人出国到超市就震惊了,这时候就很难建立起文化自信心来,因为你一直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当中。五四以来,对世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当时很难有这样的理解。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中国文化的复兴就提上日程了,中国渐渐融入全球化了。尽管我们现在还是有弱势群体,但是美国也有。普遍贫困的状况已经结束了,这是我们的共识。现在很多人在网上说中国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也明白中国的生活质量确实是上升很多的。所以物质平台是很重要的。文化自信其实是跟物质发展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的越发展越穷,穷的只剩下钱了,这是不存在的,其实你会有更多的精神去追求很多的东西。另一方面,中国一百年确实是有屈辱的失败,受到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限制,所以五四以来一直在批判传统文化。但是又不能彻底说,中国人不行,因为中国一定还是有很多好的东西。这套矛盾的文化持续很多年,终于现在不见了。申奥成功后我们的文化自信满满的建立了起来,孔子变成了中国文化象征性的人物了,说明中国人对文化的判断渐渐成熟了。那时候是反对,现在慢慢的中西融合。

BOSS:只是现在的复兴还没有真的普及开来。

张颐武:对,但是它在很快地普及。中秋、端午、清明变成国定假日之后,它的意义慢慢就发掘出来了。一开始可能只是放假,慢慢发现很多传统习俗被挖掘出来了,大家会在各种地方寻找传统文化的遗迹。很多现在看来很幼稚的事情,比如争夺名人的故里,实际上是发展到一定时期需要有的一种新的自我认同感。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的幸福指数很低,人们普遍比较焦虑,物质焦虑特别大,容易心灵失衡,这是把物质作为唯一的标准之后带来的问题。这需要在精神上寻找的解决方案。西方解决这些问题靠宗教,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但中国没有信仰上帝的说法,没有严密的宗教,就需要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这一套思想。这对我们心理的平衡,滋养,幸福感的提升都有很大的用处。

BOSS:您研究文化,那么您认为当下的文化趋势是怎样的?

张颐武:我觉得有两方面,一是传统的复兴会越来越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现在大家都意识到需要化解我们幸福感上的焦虑,给生活填上很多仪式和内容之后,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充实,让你物质焦虑减弱。我认为这是传统复兴比较重要的一个层面。第二是,我们整个经济政治发展上的一套中国模式在展开。过去我们都在模仿西方,但是现在我们有自信。就像过去,希腊什么都说是跟埃及学的,但是经过本土化和发展,慢慢就发现了希腊比埃及发展的要好,这很了不起。过去我们说我们是在模仿西方,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现在我们会想会不会借鉴了他们之后会不会比他们发展得更好,希腊学埃及,美国学英国,都是这样,将来中国也是这样。

BOSS:中国人面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有自信了。

张颐武:近一百年来中国从来没有欺负过人,同时我们不想去欺负人,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和弱者、穷人站在一起,不是一个欺负人的民族。同时我们的价值观是崇尚多元的,包容的,一百多年来就真的没有欺负人。欧美人在发展过程中都有殖民历史,但中华民族要民主富强从来不是建立在欺负他人的基础上的。这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劳动者给世界创造财富,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地方。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让世界人民,包括欧洲美国人的生活水品都提高了。通过艰苦劳动来创造,是最理直气壮的。其实看《阿甘正传》,西方的传统里也有这些观念,就是自己艰苦劳动里获得的东西,一定比其他手段拿到的东西要光荣。所以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要有这样的观念,就像《春天里》一样。那首歌里一方面有一些非常微妙的悲凉的情感,但另一方面能够这么唱就是非常坦诚的面对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现在其实中国的年轻人最核心的问题是缺乏30年前我们那时候的力量。现在中国梦和抱怨文化在赛跑,如果抱怨文化跑赢了,我们大家都没有前途了。但我相信中国梦会跑赢,但是风险是在的。中国确实应该改变,但不能指望所有问题一下子改变,很难说中国就是最坏的。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是很好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对不公的行为我们要最大的愤怒,但另一方面,你要知道改变需要过程,你不可能在一天内消除所有的不公正。实现公正是人类永远的理想,这是至今为止人类社会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对人性的理解更深一点,我们就能看的更透彻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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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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