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在面对“全国化”

张颐武

     最近，《环球时报》在其社论中提出了一个和“全球化”相对应的“全国化”的概念，其意义值得关切。所谓“全国化”是最近《环球时报》所提出的一个意涵丰富的概念，它和“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它是在新中国的国家的高度统一和集中的行政的“全国一盘棋”的传统的结构之上，通过市场中的各种要素的流动所形成的突破原有区域和条块分割的全国性的生活形态，它和“全球化“相互纠结，互为表里，形成了中国的新的发展形态。它既是一种现实的形态，又是通过互联网和多种媒体所形成的想象的形态。这里一方面是许多人到大城市或东南沿海寻找机会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化：如近些年来一直是社会焦点的“农民工”“蚁族”等群体，或“春运”这样引起人们每年都高度关切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是新兴的以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城的兴起，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价值的重估所带来的新的原来落后的空间的崛起，这些地方也显示了消费的活力和全国性的影响力。据经济学者巴曙松的研究,中国内地的快速的繁荣和发展，正是当下中国变化的最为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09年以来，应对危机以来，改革开放应该是首次中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沿海，所以这表明这些产业往中西部转移。 ”这些表述实际上喻示着中国的内地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极大的变化，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发展的新的动力。一些在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落在后面，面临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困扰的地区和二三线城市或县城在新的一波的发展和产业转移之中获得了机遇和可能性，其新爆发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都不容小觑。这种新的发展和繁荣既是“全球化”的深化的表现，又是新的“全国化”的重要表征。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乃至县城都在迅速地改变。这既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和大城市高速发展的辐射和涓滴效应的结果，是克服城乡和区域差别的努力，也是中国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这种趋势无疑正在改变中国电影观众的基本构成，也在改变中国电影的形态。中国电影和社会进程之间的深刻的联系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分析一下中国电影的“观众”的深刻的变化。

中国电影百年来的观众形态的变化其实是相当复杂的，在中国电影开始形成工业生产能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电影无疑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会文化的产物，它的生产、发行和观影也集中于大都市。到了新中国成立，电影开始有了全面的支持和管理，开始了和计划经济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电影观影体制，建立了非常完整，自上而下的发行放映体系，而观众也就在这一体系之中观看电影，电影前所未有地深入了基层社会。这种深入从机关单位的礼堂的定时放映电影到农村公社的露天电影和深入到县一级的电影院制度。这可以说是第一次的电影的“全国化”进程。九十年代之后，电影的低潮开始了。电影观众快速流失，地区和县级电影院制度的瓦解。电影开始快速地退出了三线城市和县城的文化生活，中国电影从2002年“大片”开始的成功之路的基本的方向始终是瞄准了中国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大都会中以白领为中心的“高端”观众群的。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二三线乃至于县城的电影设施在快速增长，二三线城市的新崛起的中等收入者开始成为电影观众。新华社在2010年1月2日有报道，值得引用：“上世纪９０年代，面对电视的兴起、社会和行业内的剧烈变革，中国电影业一度低迷。在信丰这样人口不到２０万的小城镇，由于观众锐减，长期由国家支持的电影院纷纷关闭或转业。湖北省当阳市的电影院也在那个时候关门，电影院的老房子至今空置。然而，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一家有３个影厅、可容纳８００人的新电影院在当阳开张了。开张当天，放的是张艺谋的《三枪拍案惊奇》。带着女朋友来看电影的黄宾说：“很高兴，我们又有了电影院。以前看新片得坐车去宜昌，两人车费花销就得上百，以后有什么大片直接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了。”这可以说是电影的第二度的“全国化”。这种观众的变化现在已经通过《大笑江湖》等作品越来越清晰了。这必然带来电影的转变，一种以新的二三线城市和原来不是电影观众的人的涌入会让电影出现更为复杂的形态。这会有两个结果：

一是更多具有世俗性，具有内地特点的电影将会得到更大的空间，任何电影人都不得不考虑“全国化”的冲击和影响。二是我们一直担忧的中国电影的中等投资电影难于产生的状况会得到改变，“大的越大，小的越小”的以大都市为中心的状况会有一个改变。“全国化”不再是呼应“全球化”的存在，而是一个新的电影发展的内在的动力和给了全球电影工业新的想象空间，这毕竟是几亿人的一个巨大的、具有无限潜力的市场。“全国化”带来的这些深刻变化将会在放大中国电影的市场的同时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