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十年前的一篇文章，是民国的掌故，里面有历史惨烈和悲哀的一面。今天看也还有意味，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英雄无路

张颐武

   读史有时让人觉得慷慨，但似乎让人无奈的时候更多些。我们往往看到理想的追求得不到丰美的果实，天真和浪漫也往往成为历史的讽刺。历史不会如我们的意，也不会按照我们的想象变化，一厢情愿的事情往往最后是一塌糊涂，而歪打正着却原来是康庄大道，人生的不可思议之处的确太多太多。马克思有言：人往往想进这个房间，却进了那个房间。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读《文史资料选辑》二十八辑中有两篇有关杨虎城将军的回忆就让人有真正的无奈之感。这里的两篇文章，一是曾经任过新疆生产兵团参谋长的王根僧的回忆，他是杨虎城将军的老部下，目睹了杨将军被囚的经过。一是沈醉的回忆，涉及杨将军从被囚到被杀的全过程。沈醉原来是军统特务，后来以写回忆录出名。他的文笔的确生动，有小说家的笔法，但也有受到质疑的时候。如明星白杨和诗人绿原都曾经指出他写得不实，是自己发挥的。这大概是写得太多的缘故吧。

西安事变当然是中国现代史的大关节，张学良、杨虎城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中不可缺的关键人物。事变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从此被囚。此后的西安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如东北军的内讧，人们所知不多。但张洁的小说《无字》中对这段历史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尽管这部小说主要不是写这件事的，但小说家的观察自有她的敏锐处。

   蒋介石在西安丢了面子，当然不会放得下，也就翻了脸。杨虎城不得不辞职到欧洲游历了几个月。但抗战很快开始，杨将军静极思动，发了两次电报给蒋介石要求回国，但没有回音。后来又给宋子文发电，请他代为请求，得到准许，于是乘船返国。王根僧是杨虎城的老部下们推出的欢迎代表，他的回忆是当时的日记，记载他从1937年11月24日由西安飞到香港之后的经历。11月26日，杨将军到达香港，住九龙半岛酒店。这时蒋有电报请杨将军到长沙找戴笠，由戴陪同到南昌见蒋。这其实不是什么好兆头。戴笠是干什么的，大家心里应该有数。这时宋子文也到了香港，同住半岛酒店。宋子文在蒋介石处的作用非常微妙，好像一直非常受到各种反蒋力量的信任。如张学良也是宋的好友，而张到南京也有宋的担保，但事实证明宋说的其实也算不了数。一直有他与蒋不合的传闻，但不知是黑白脸还是真有矛盾，或者二者皆有，人们到最后也弄不清楚。

    但其实就是在香港，情况也不好了。宋子文给杨虎城一张到长沙的飞机票，王根僧再要一张陪杨同去，宋就不高兴。经过再三请求，才勉强给了一张。他们到长沙，戴笠已经到武汉去了，又追到武汉。这才见到戴笠。戴笠还是给面子的，带了一百多人迎接。但这时已经是“有特务人员秘密监视，杨将军去访于右任时亦然。”然后去南昌，坐飞机只有三个座，要把王根僧赶走，但经过王的“再三要求”才勉强答应。到南昌以后情况更加恶化，“当车抵寓所附近时，我瞥见有一队宪兵正在周围布置岗哨。戴笠安顿我们二人在楼上住，他自己住在楼下。我乘机将所瞥见的情况告知杨将军，我说可能已把我们监禁起来了。他仍然说：‘我又不是回来作汉奸，他们不需要这样做吧！’我说‘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心，往往是不正确的，我应该去试探一下。’我当即挟着一套衬衣裤和手巾、肥皂，佯装出去洗澡。果然被门口卫兵拦阻，并说外面风声不好，不能出去。我折返楼上告知杨将军，他长叹一声，默默无言者久之。”从此杨将军就身陷囹圄，再也没有恢复自由。12月8日的日记中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夜间曾谈及若不回国，岂不省却许多烦恼的话。他说：’我是一个军人，且在双十二时我和张先生为了抗日救国而发动兵谏。今中央和全国一致抗战，我若竟逍遥国外，那么，就失去双十二举动的意义了。我今回到祖国，为的是愿当一兵一卒，亲上前线杀敌。但是人家不让我上前线，或竟把我牺牲了，我也问心无愧。”后来的事情沈醉的回忆写得非常详细，但那些事情太惨了，我这里都不愿意提起。那一切只能用“虎落平阳”来形容了。而到1949年，蒋介石在大陆失败时，就在下属请示如何处理杨虎城时说：“留了他做什么？早就该杀了。”而且蒋介石由此总结说：“今日之失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

    杨虎城的盲点还是在于虽然戎马一生，却对于政客的权谋和政治里的凶险没有深切的体察，也没有意识到个人在大历史中的无足轻重，自己走到了万劫不复的绝境。他可能还是没有“看透”，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隔膜”，只能让人感到一种无言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