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十年前写的文章，今天看也还有点意思，这里的感慨对于我们大家其实都不是虚妄的。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生命之罪

张颐武

    我们这些普通人往往渴望万人景仰、叱咤风云的时刻，往往希望领导历史的潮流而不是在其中飘浮。但这种时刻实在太少，我们也许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我们只有自己的平凡而漫长的日常生活，那些生活里的那些琐碎和平淡既无法省略，也无法逃避。鲁迅的《伤逝》写惊世骇俗的爱情之后的平庸最为惊心动魄，子君的那几只油鸡是那些无可奈何的时间的见证。

   年轻时还有希望和幻想，生活中还有许多选择的机会，我们还输得起，掉得了头，也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一下。如果真的已经到了人生的终点，一切也就简单了，因为一生的好日子已经过去，我们可以在退到人生的舞台之下心安理得地看别人演戏了。但糟糕的往往是人到中年，生活已经安顿下来，一切渐渐清晰，未来的日子还没有过就已经都清澈见底，从今天可以看到未来的三十年或者五十年以后。自己的梦想既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实现了，脱离生活轨道的可能已经失去。壮志已经消磨，而那一份不甘心和不服气还在，这是一种尴尬。侯德健的那首的《三十以后才明白》将这种感慨发挥得淋漓尽致，那里好像说看开了，想透了，其实还是委屈的，也还不甘心。所以侯德健一旦面对着戏剧性的历史现场，也难免情不自禁地被潮流拥到英雄的角色上，直到消失。有感情和不甘心当然可以参与历史，但看清历史的方向又往往不是被历史潮流裹挟的普通人所擅长，于是难免进退失据，被潮流冲刷到不可知的地方。本来希望引导千百万人的命运，最后却连自己都身不由己，被历史抛弃，这同样尴尬和痛苦。我们这些普通人的选择的确太有限了，难免进退两难。对于自己在历史角落的那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不甘心，但试图改变历史潮流却仍然被席卷而去。人生中这类无奈太多。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英国《独立报》最近有一篇文章记载了一个比利时人的故事。这个比利时人鲁杰尤的命运似乎就是小人物试图参与大历史的悲剧的典型。鲁杰尤1957年生于布鲁塞尔附近的一个小镇。母亲是个老师，父亲是个消防队员。鲁杰尤早年的生活非常单纯，没有什么越轨的举动。鲁杰尤的家庭是普通的，但也很亲切和紧密。成年以后，他在家乡找了一份给嗜好毒品的青年做顾问和为有精神障碍的孩子做老师的工作。1992年，他35岁，此时离卢旺达的大屠杀仅仅两年，他离开家乡，到了离布鲁塞尔更近的利芝。那时他的生活还和卢旺达没有任何关系。但一个偶然把他引进了比利时的胡图人社区。他帮助一位胡图人学生修理爆裂的水管。此后他开始参加比利时的胡图人极端分子的活动。卢旺达是比利时的前殖民地，有胡图和图西两大部族，胡图人人多，但受少数的图西人的统治。鲁杰尤是个理想主义者，对这种情况愤愤不平。他开始在胡图人极端运动里越陷越深。与此同时，他的个人生活也相当失败，个子矮小，没有女朋友。据他的朋友后来回忆，他是个缺少对于异性的魅力的人。但这似乎更增加了鲁杰尤的激烈和极端。他开始沉入他的新朋友和他们的国家中。他开始到卢旺达访问。第一次到卢旺达时，有50个人在机场欢迎他。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个卢旺达人而不是比利时人。他希望在卢旺达结婚，安顿下来并且终老是乡。于是鲁杰尤加入了一个胡图人极端分子的电台，开始广播生涯。当卢旺达出现动荡时，鲁杰尤在做充满种族煽动的广播，他鼓动人们杀死图西人，他好像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告诉那些正在屠杀、失掉理性的人们，图西人藏在何处，“有坟墓等着他们去填满。”这场动乱杀死了大约80万人。混乱过去，鲁杰尤和那些极端分子逃到了在刚果和坦桑尼亚的难民营。后来他逃到肯尼亚，在那里信仰了伊斯兰教。1997年被捕。现在在坦桑尼亚的一个联合国国际罪行法庭受审，可能被判至少15年。但鲁杰尤当年的那些胡图极端分子朋友现在也不谅解他。因为他认罪并且提供了对于当年他的电台同事不利的证言，也因为他归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现在叫他“白蟑螂”。他也受到了一同关押的犯人的虐待。

    一位评价鲁杰尤的故事的教授说得非常有趣：“鲁杰尤其实是个边缘人，他愿意把自己看成罗伯斯庇尔，但他其实仅仅是个看到了在历史一部分里的一个机会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他的胆量被操纵了。”鲁杰尤在布鲁塞尔附近乡镇里没有参与历史的机会，他在偏远的卢旺达扮演了一次英雄，但这又是何等荒谬的英雄啊！卢旺达让他为人所知，但那死亡的80万人却已经永远无言了。他不甘心被历史操纵，但历史仍然无情地玩弄了他。

这是生命之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