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晚报记者 李福莹

  饥饿而疯狂的阅读年代

  上世纪８０年代的阅读，饥饿而又疯狂。经历十年“文革”，从知识稀缺的时代走来，人们对读书有一种如饥似渴的兴奋感。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张颐武上北大中文系的时候是１９８０年，他如此形容自己亲身经历过的８０年代：

  那是一个充满天真热情的时代。我们都曾经天真而热情地相信许多宏大的话语，我们迷醉在许多新鲜的事物中无法自拔，那时的激情几乎是难以抗拒的。我当时还是一个中文系的大学生，陶醉在这些新鲜的事物中，每天沉醉在一种狂热中。看当时几乎每个月都在“突破禁区”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听几乎每天都有的慷慨激昂的讲演，看引发争论的电影和话剧，感受着一种热烈而自由的空气。我们每天在宿舍和课堂中进行着严肃而诚挚的讨论，关于“人的解放”，关于改革，关于感情和人生。

  打开陌生的西方世界

  大学本科时，让张颐武念念不忘的书有很多。首先要说的书是陈焜教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这本书对我来说却很震撼，对我的成长也很关键。”自７０年代中后期，人们读到了许多西方文学，陌生的西方世界成了每个人都想张望和了解的领域，但是，始终没有观念上的梳理、系统的阐述，而《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填补了这种空白。

  至于具体的西方文学作品，张颐武重点提到袁可嘉先生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刚刚从“文革”中刻板状态中脱离出来的中国文学，亟需补充新的文学因素。《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大规模译介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品，在８０年代具有破冰解冻的意义。

  当然，还是要说起１９８４年中文版的《百年孤独》。这本书的出版好像打开了一扇门，让当时深深地为我们自己的“落后”而痛苦的人找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文学的路径。《百年孤独》独特的形式感让人震撼，开头的第一句成了中国年轻的、渴望文学变革的作家和爱好者的最爱：“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中国的“寻根文学”、“实验文学”都从这里汲取了灵感。莫言就说过：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和马尔克斯搏斗。《百年孤独》更是文学青年人手一册。后来居然出了一种“百年孤独”品牌的白酒，足见它的影响力。“那时候，我们其实对于世界非常隔膜，所以文学是我们了解世界的最重要的窗口，而文学写作也成了我们了解自己的最重要的方式。”

  看“硬书”成为一种时尚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西方哲学思潮在大学校园迅速风靡，大学学子们着迷地吸取着黑格尔、萨特、荣格的精神营养，读“硬”书是那个时代的时尚，读得专注，读得心无旁骛。

  大三后半学期的一个夜晚，张颐武正在看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书中关于主仆关系的论述，非常晦涩，有一段已经看了两三遍了，但是始终弄不明白，但再接着看，张颐武突然一下子融会贯通了。“主人和奴隶的道理在日常生活中能感受得到，在人生和历史中间都能感受得到。黑格尔讲到主人其实是空洞的、空虚的，因为主人已经没什么可追求的，而奴隶是要奋斗的。”那个冬夜，张颐武兴奋不已。著名哲学家李泽厚的基本著作，也是被青年追读的“硬书”，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等。“李泽厚是８０年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对８０年代的文化界有十分深入的影响。”李泽厚的另一部书《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重新挖掘康德哲学的当代意义以及对中国现实的思想意义，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

  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模糊分界

  在８０年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分界是模糊的。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张爱玲的《传奇》、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都曾让张颐武读得狂热。他甚至在英文水平还不太好时，拿着一本英汉字典，开始阅读从西单内部书店淘来的英文书。“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热烈，讨论甚至能当饭吃。”

  一系列期刊，如《收获》、《十月》、《当代》也是张颐武喜欢的读物，只要是文学期刊，当时的发行都有几十万册。以这类期刊为载体，中篇小说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阅读其实当时就是游戏，也是人生的乐趣。它是一种消遣，一种我们那个时代的娱乐。”

  不过，这种狂热式的泛滥阅读，在８０年代中后期，逐渐趋于理性。张颐武说，关于自己的一个细节，便是１９８５年乐黛云教授请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杰姆逊在北大作“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的演讲，他听了之后震动很大。张颐武发现，如何去读一个文本，如何介入一个东西，是需要方法的。当理论方法进入了阅读这个领域，人们会回归理性，不再依赖于感觉式的阅读。回顾整个８０年代，张颐武说，虽然物质上贫乏，精神阅读却实现了无限可能。如果要说收获，就是在阅读中获得了一种磨练，摒弃了看待问题的简单视角，增强了解释人生的能力。阅读的复杂性，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单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