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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的生存

张颐武

 

    “白领”是一个这些年一直流行的概念。大家都知道“白领”是在办公室上班的人,也就是过着在公司或者机关单位里上班的“朝九晚五”的生活的人。他们“打工”,但不是体力劳动者;也坐在办公室里忙碌,但不是自己创业当老板的人。其实“白领”说起来是一个概念,但人数众多,是社会的中等收入者的主力的人群,其实其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巨大的。有些高级的白领,大概是公司的高层或者是有自己的一技之长的技术人员或者创意人员等等,都是白领的上层,他们的薪水极高,还有股权的激励等等,其成功远远高于一般创业的人,其实是中等收入者的精英。我们常常说的精英群体其实就是指的这些人。随着“信息时代”的演进,这些人所构成的所谓“成功者‘的群体其实在社会里的份量也越来越重。但同时还有大量年轻的刚刚走上社会的“白领”。他们其实生活压力巨大,面临着许许多多的挑战和问题。这就使得“白领”其实是中等收入者中的不同的部分的总称。但我们现在所说的“白领”其实主要指的是其中的年轻人为主的“中等收入者”的下层。他们遇到的问题,其实值得我们高度的关切。

   在今天的社会中。年轻“白领”的完成不足的苦闷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的著作《下流社会》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当下的日本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所谓“下流社会”。这个说法当然不是中文中的那个道德上“下流”的用法,这似乎还是得说明一下。这个“下流社会”按照三浦展的看法并不是平常意义上的“下层”,不是指在温饱线上奋斗的弱势人群,而是所谓“中流阶层中的下层”。他们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却缺少生活的意欲。很多白领的年轻人其实是属于这样的群体的。但在中国,这种白领的年轻人遇到的生活的问题还是相当严重的。在大城市,买房安家或者买车代步,虽然在过去一些年曾经是奢侈,但现在都是几乎公认的必备的选择。但满足这些要求,对于年轻的白领来说压力也够大的了。同时还有竞争的压力,自己没有什么“一招鲜”的能力的话,自己在职场的位置也还时时觉得岌岌可危。同时,年轻人还有建立家庭,结婚生子等等压力。生活一面挑战多多,一面却也是平淡无奇的,感受不到一种激情。这些生活压力不像当年《亮剑》里面李云龙遇到的那样浪漫和戏剧化,而是异常具体又相当琐碎,而且回避不了。现在低级白领的生活更不容易。且随着体力劳动价值的调整和大学扩招后的白领的普泛化,初级白领工作的收入就显得远不如理想。

   这样的平淡无奇的“白领”生活一方面这让人在现实中变得消沉,好像看不到未来,感到乏味和无聊,另一方面,却又让人有一种激愤,觉得这种调试不良乃是社会对于自己的不公不义的结果。才华得不到肯定和赏识,能力得不到了解和发挥,情绪也没有人疏导和关切,自己变成了一个“多余人”。这种心态一旦被固定,就会对于自己在正常的途径上的奋斗产生疑惑,对于日常生活觉得难以忍受。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年轻人如果有能力,受到肯定的机会其实大大的增加了。如韩寒、郭敬明通过写作走红,收入就不是一般年轻人所能想像的了。至于演艺界的明星的收入就更是不得了了。而其他有特殊的才华和能力的人,如IT业或者金融投资业的许多精英也会在年轻时就被社会承认和肯定,当然也会有经济上的更多的收益。但多数年轻人却仍然遇到了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相同的问题,就是自我实现还是困难。但今天却难以抱怨社会。可能才华也没有得到肯定,但现在却难以抱怨“怀才不遇”,人们往往会说你为什么没有人家其他年轻人的成功来证实你的才气;可能觉得收入上未必合理,却没法提出“分配不公”。因为你不干可以走人,今天是双向选择。于是,和领导同事沟通不好是“情商”不高,而收入低则是“能力”有限。这些都让年轻人连抱怨的机会都没有了。但年轻人的完成不足仍然是我们难以回避的问题。特别是80后的年轻人的想法很多,非常自我,更容易产生“挫折心态”。

   年轻“白领”一面面临“完成不足”的困扰,一面也缺少自我奋斗的能力和愿望,变成了中等收入者的“下流”,往往以“草根”的名义变成了愤懑情绪的发泄者。他们所面临的“完成不足”的问题是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要面对的,但他们却有了跟过去完全不同的巨大网络平台来展示自己,发出的声音比过去的年轻人大得多,甚至被视为舆论的主流。其间的反差非常值得关注。许多人对于已经处于中等收入者状态的他们的长辈或社会的所谓“精英”充满了愤怒和不平,认为他们挡住了自己上升的路,他们占据了社会的许多位置,也拉高了消费的水准。于是,这些“草根”对于社会也多有不满和抱怨,同时对于自己向上奋斗的信心也开始弱化,将自己的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更多地归于社会的问题,而不是自身的原因。于是,他们通过匿名的发微博或帖子在虚拟的世界里来表达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被忽视的意见和看法。在现实的社会中他们可能是低级白领,也可能是大学生、研究生,也可能是在家中靠父母生活的还没有找到位置的青年(所谓“啃老族”)等这样一些“白领”后备军。他们未必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那些真正的底层劳动者,但他们发现他们以自己的声音发声往往会太弱,也缺少合法性的支持,所以他们往往将他们自己的“草根”等同于底层的劳动者,发出他们的激烈的声音,这也有其合理性。因为他们虽然对于自己的期许是中等收入者,但感觉却有诸多不快和现实的生活问题。而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均贫富”“不患贫,患不均”的文化传统,为“草根”提供思想的依据,过去激进的浪漫的热情当然也增加了这些“草根”话语的合法性。他们常常相信自己就是全体人民的代言人,为社会讲出长辈们忽视的“真理”。在网络中他们异常热情和激烈,但在现实中却意愿低下,相当沉默。同时以一种“个性”的张扬以及对于社会的批评,来放弃在社会中无法抗拒的竞争和奋斗的要求。所以,这些年轻的“白领”在现实中相对消极,但在网络中确实张扬。

    所以,面对年轻的“白领”的生存的诸多问题,社会必须给与高度的关切,一方面,切实地对于他们的生活和思想的现实的问题提供全面的支持;另一方面,也要现实地告诉他们,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和挑战。年轻人只有勇于迎接挑战,只有在现实的竞争中努力,才会有希望。当然,这种奋斗其实也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正是需要一代年轻人的努力,中国才会有更好的未来。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白领”的生存,我们就会有更为切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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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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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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