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已经过去一百年了，它仍然让人不断地回首，也不断地继续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五四时代的思潮纷纭，五四时代的历史面向也相当丰富，但其中五四的“爱国”主题，当然是构成五四精神的关键和基础。中国走出积弱贫困，走向富强的强烈的希望一直是五四时代的历史主题，也是整个五四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基本方面。这一点其实和五四的“启蒙”与“人的觉醒”，与“科学”与“民主”的主题并无冲突，反而构成了这些主题展开的历史的关键的背景和核心的命题。正是对于国家在现代世界上的兴起有强烈的渴望，解决中国问题所需要的那些重要的历史主题才必须得到展开。

 

我们无需展开五四的具体的运动的发生和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的处境的关联，这正是五四作为具体运动的真切的引爆点。正是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孱弱和国家主权的不完整触发了运动。而在整个五四时代，中国的历史处境和深沉的民族悲情，正是先驱者们展开自己的思考的前提。

 

对于“中国”的困境有深切的认知，希望中国能够富强，能够在现代的进程之中得到发展，正是是五四时代历史的核心主题。“爱国”其实是五四精神展开的基础。五四的先驱者们对于“现代”有在当时相当深刻的理解。他们其实很清楚地认识到，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就是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正是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现实的关系，也是现代社会中人们的身份的最为清晰的界定的方式。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一种脱离国家形态的社会组织方式。这些认识对于五四的先驱者来说是一些基本的认识。这其实不是一个他们能够选择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和作为参照的世界各国所展开的现实。离开这个国家之间关系的现实，其实任何理想都难有立足之处。没有国家的发展，没有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就是屈辱和被动的。这其实是他们的理想展开的内在的现实基础和逻辑前提。

 

因此，他们的思考方式正是以“中国”作为最关键的议题的，中国如何摆脱当时内忧外患，如何建立起自身的自主性，其实是重要的。他们的启蒙的思考，其实也没有脱离这个大主题。五四先驱者的思考从来没有离开中国的具体的情势，也从来没有把国家的兴起和人的解放的主题对立起来看待。他们谈论欧美和苏俄等不同的现代选择的时候，总是把中国的富强作为一个历史的必然要求来看待的。被视为五四精神的发端的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其实就是对于这一问题的回应。他在文章中明确提到的那种历史的紧迫感正是来自对于国家危亡的限制的感觉：“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所忍言者。”正是由此展开了整个文章的命题。他提出的中国的青年所需要的“自觉”和“奋斗”和六个基本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危亡的前提之下展开的。因此，人的发现，科学与民主，都是这个现实之下的历史的抉择。这种对于国家的强烈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其实是五四精神至今仍然影响中国的重要的方面。一些人总是认为五四的理想是超越民族国家的抽象，或者或明或暗地尝试将五四的理想和国家的富强发展的关系加以脱离，认为五四就是一种对于超出国家的“个人”的绝对实现的浪漫想象，其实是没有根据的，也在一百年后的当下的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现实存在的依据。五四的向世界的学习和开放的精神，正是来自对于中国自身的兴起的强烈的使命感。这其实是基本的常识。

 

今天看五四，中国的兴起的过程还在进行中，中国的发展还远未到顶，五四的历史的方向还在我们的前方，先驱者们对于中国的期望还在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