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现的关于“虐童”的议题，始终在互联网和媒体的焦点上，也是公众关注的中心，引发了社会对于这些暴露问题的愤怒和不安。有一些过度耸动的说法当然也有其问题，也存在着某些故意“带节奏”的情况。但这其实触动了现在社会中有巨大影响力的中产群体的最敏感的神经，使得他们的生活的某种“脆弱”的感觉凸显出来，形成了社会的冲击。这事件为什么这么触动人，因为它其实正好是一种“中产之痛”。当然这种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容忍的和让人愤怒的，不会有人是冷血的对这种问题无动于衷。但现在变成巨大的焦点，还是有其特定的背景。

 

中国生活这些年的中产化的大趋势，让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已经在普遍提升。但他们都处在拼搏上升之中，虽然经济上有基本的支撑，但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竭尽全力为自己和家庭的更好生活而奋斗。而且中国社会夫妻都工作是极为普遍的，两个人的工资都很重要。而现在雇阿姨的成本急剧提高，家里雇用阿姨也遇到了难以控制的一些问题，也曾经爆出过保姆虐童虐老的事件。靠传统的双方父母支持也有问题，而且现在都市中产家庭普遍也空间狭小，还有两代人的差异矛盾，父母支持也只能是一时。而且在育儿中，上社会性的照顾机构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必要的安排，也是现代学前教育的公认的选择。对孩子的照料往往需要社会化的支撑。托儿所和幼儿园是最基本的标准配置。现在突然出现了具有伤害性的事情，就会引发极度的焦虑，也引发的相对普遍的不安的感觉。

 

携程出问题的是作为员工福利的托儿所，而红黄蓝也是收费相当高的幼儿园，都是典型的中产生活中的服务性的机构，按常理应该是安全可靠的。一旦出现问题，让家长觉得极度的愤怒痛苦，而中国人对家庭最重视，对孩子的培养最重视，一旦这一方面引发恐慌，就让人感受难以承受，凸显了某种脆弱性。不依赖育儿机构靠家庭照料也是家庭难以承受的。而这方面问题似乎频发的状况，让人觉得育儿机构不可靠形成负面影响。而这种有问题的印象再不断扩大，就会更多地引发这方面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新的中产社会的议题和焦点。人们要求更高的生活品质，最关键和基础的就是安全性，孩子的安全甚至比财产安全还受到重视，具有绝对的意义。对这些问题的谴责也就有绝对的价值，因此，现在如明星等的表态和参与介入等，都是诉诸公众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种直接便捷的表达。舆论的一致谴责和人们的焦虑被激发，往往对这些机构的调查处理等还不能平息这种不安，就形成更广泛的社会的表达，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社会上。

 

这些问题在过去也存在，我曾经在多年前耳闻过此类的事件，过去也会有报道涉及这些问题。但当时由于发展水平的限制，基本生存保障和温饱还需要努力争取，因此这些问题的关注度就不会极高。但现在它所造成的伤害就有了更大的冲击。像韩国也是在中产社会开始成熟之后的阶段，对这方面的敏感也更为强烈，因此引起轰动的《熔炉》、《素媛》等在这个阶段出现也是必然的。这些问题是社会最敏感的痛点，需要社会的高度重视。现在这样过去往往公众注意程度不高的问题，变成了社会最敏感，最具冲击力的议题。它一方面是最切身的问题，因为中产生活对于最切身的问题的要求会最敏感。另一方面是最具普遍性的问题，这种担忧变成了家长的极大关切，就引发了社会的更大的关注。这就是所谓当代社会的“生活政治”的诉求。这种诉求往往是从切己之处引发的，而不是抽象的大议题。每个人似乎都感同身受，也就很容易触动公众的“共同感觉”，从而激发巨大关注，

 

“中产之痛”的触动在于，本来我努力打拼挣钱，为家庭和孩子挣出更好生活，现在发现居然有这样让人痛切的事情，挣钱或努力都没有办法解决，就更加愤怒，有一种“无力感”。法律最终能够制裁犯罪的，正义和补偿也会有，但这种被伤害的感觉却难以消除，这是新的社会的成长的痛。这是社会需要正视的。社会需要用更大的力气来化解这种焦虑。政府有重要责任，但完全靠政府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有现实的难度。可以看到倒是公众普遍觉得公立幼儿园品质较好。而社会机构的负面印象冲击很大。

 

这一方面是监管问题，更加严格的监管十分需要，这种监管也需要家长，机构和社会各方面的参与。但也是一个关系到素质和人的责任等道德约束的问题，更涉及育儿机构的薪酬和保育人员的获得感等极度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都需要社会关注。关键还是社会需要对这样的“中产之痛”有更深入的认知和理解。当然，现在这一问题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其实正是促进其解决。对于一个新兴的社会来说，正视这些社会的新的议题，回应这些议题，解决这些议题，其实是社会整体提升的一个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