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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暴走团”们的“幸福”困境 ——关注精神需求快速增长的挑战

——关注精神需求快速增长的挑战
 
最近一段时间,接连爆出了许多有些相似性的新闻事件,如“广场舞”大妈和打篮球少年的冲突,“暴走团”要求的路权获得了主管部门的支持而受到了网络里的热议等等。这些事件都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们都不是一种具体的经济利益的争夺,而是一种精神的需求的增长和公众的新的权利意识的增长而产生的新的问题。它们其实是来自不同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价值选择的不同群体之间的新的矛盾。
 
这些矛盾就形成了不同的诉求之间的某种争议和冲突。看起来,这几件事都和“代际”的差异或群体的差异有关,如“广场舞”大妈和打篮球少年的关于场地的冲突,就是具有很鲜明的“代际”的特色。“广场舞”是中老年人的活动,打篮球是少年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一种对于“休闲”空间的争议。而“暴走团”和开车人之间的争议,则凸显为不同的群体对于路权的不同的要求。暴走是一种锻炼身体的方式,而开车人则需要更顺畅的道路。这些争议相对看来都属于社会在经济成长,温饱等基本生活问题完全解决之后出现的新的情况。这些要求都没有具体的经济性质,也不涉及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分配或明确经济方面的收益等,也和职场的上升或职业的发展等无关,而是在现实中凸显了某种精神需求和“幸福感”的追求做具有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新的问题对于社会来说既是明显的进步的成果,也构成了新的挑战。这其实也是社会“中产化”进程的必然的结果。正是这种“中产化”的生活形态的实现,人们越发开始注重一种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效应,注重在文化或精神领域形成对社会的更多的要求。
 
随着中国这些年的高速的成长,人们的精神需求一直在高速地增长,这种增长所形成的新的社会诉求一直在增长。这和过去需要的往往和经济利益和职业发展相关的诉求有了相当的差异。这些诉求的性质相当多样,但其要求显然更加集中在精神的领域,常常是在文化生活、休闲娱乐和运动等领域中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了新的矛盾。
 
这些新的矛盾,在于社会在这些方面的供给和现在快速增长的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些需求由于其形态复杂,各个群体之间的要求并不相同,而原来在社会的高速的发展中,这方面的需求当时并不占据主要的地位,也能够通过个人来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收入的增长往往就足以让人相对比较满意了,而精神的需求往往通过个体的自我满足来得到解决。而在当下这种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多样的精神要求构成了更多样的活动,由此形成了有不同的爱好和兴趣的群体之间,各种不同文化选择的人们之间的新的矛盾。这种矛盾在这几个案例中都体现为某种对于空间的争夺,其实是不同的群体对精神需求的不同要求之间的矛盾,也是在相对多元的公共生活中的不同群体彰显自身存在的现象,也有观念和趣味不同造成的矛盾。这种矛盾有年长者和青少年之间的,也有快速进入中产的体力劳动群体的新中产和原来的以白领为主的老中产之间的矛盾等等。
 
这种新的要求的出现显然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的新现象,它喻示了社会在发展中已经超越了仅仅注重“物质”层面的限制,而是向精神层面扩展,这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些矛盾的复杂性在于它主要涉及精神领域,同时具有相对分散和复杂的特性,因而更难以为社会有效地把握和回应。而且这些诉求往往表现为社会不同群体的不同要求同时呈现在社会面前,相互之间有某种竞争的关系,都要求社会资源向他们方面倾斜,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而现实的物质条件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这些新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多方面的新的矛盾和问题。这些年来公共文化或体育设施都在高速建设,为满足这些新的需求而进行的努力已经在加快。但现实地看,这种需求的增长之强劲,其彰显自己的意愿之强,都让目前的供给难以满足这样的新的要求。这也就形成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这就需要一方面加快对这些需求满足的速度,另一方面化解由这些需求而呈现的社会的内部的矛盾。政府和社会一方面要激发这些群体的社群凝聚和沟通的活力,让这样的精神要求化为社会上升的动力。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其间出现的新的困难和挑战,对其对社会形成的压力有更明智的认知。这既需要构建一种相互包容和沟通的文化,也需要理解不同群体的需求和精神的要求,最终形成整个社会的向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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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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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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