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的“复归”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经济前景不明朗、社会治理面临很多困境、社会失序，人们就会渴望强人和英雄。从最近的全球影视里的超级英雄的轰动现象到当下的诸如特朗普、普京、杜阿尔特这样的政治人物的持续走红似乎都喻示着这种英雄想象的复归。

 

对英雄的渴望还要从“反英雄”说起。在美国的大众文化里，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反英雄的时期，60年代中期以前，超人、蝙蝠侠、蜘蛛侠、美国队长这些拥有超能力的英雄形象非常流行。但在6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受1968年左翼思潮的影响，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演变，中间偏左的思潮成功转化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而成为全世界比较主流的理念，比如说环保、民族国家的淡化、回归自然，也就是今天中国网络里定义的“白左”理念，可以说是一套“高概念”。他们理想中的社会运作是一种很温和的形式，能够适应新的全球化的运作。因此，他们不认同以往英雄敬仰、在对抗中解决问题、强化民族国家那一套，而是强调打破边界、扫清差异，比如关注女性解放、同性之爱、环保、动物权利、民族国家的淡化。这些观念在近些年已经成为西方的一般的社会中的主流观念。这些“高概念”曾经所向披靡，全球化就是靠这些“高概念”和全球生产与消费的变化来支撑的。资本主义原来是很残酷的，但是60年代以后把社会公平机制吸纳进来了，资本也可以变得很干净，比如比尔盖茨、扎克伯格这些人成立基金会，在全世界展现人道主义关怀，资本变得善良化、优雅化了，这一套东西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从60年代以来无往而不胜。

 

但当下的世界变化显现出这一套与全球化同步的观念现在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阿拉伯之春之后，西方社会发现很多问题没法处理，比如欧洲的难民问题就变得十分巨大，是社会难以吸纳和承受的。而经济的持续的不景气造成的全球的中产群体和年轻人的不确定感，美国原来以工业为中心的白人中产阶级感觉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等等。所以，渴望英雄实际上折射出社会对于原有的主流观念是不满意的，那套观念对整个世界的适应能力确实也出现了问题。

 

这种渴望不是简单的英雄崇拜，而是希望英雄能简单明了地解决问题。原有的机制失灵了，就渴望强势英雄能够廓清世界的混乱，回到民族国家、回到强人管理来解决问题，这是很多民众内心深处的愿望。要解决问题，不要废话，不要“小清新”，不要那套西方曾经很主流的“高概念”。但是现在发现，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美国的拉丁化问题、欧洲的难民问题，在原来的理念和价值下是解决不了的。所以需要英雄给予世界确定性。同时要给予安全感。

 

中国对英雄的渴望

 

中国的情况似乎稍有不同，但对确定性和安全感的强烈渴望则一样。西方60年代以来的那套观念，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信奉的，一般的公众相对还是比较隔膜。但中国社会、年轻人还是很希望一种英雄的状态。

 

比如，网络上有一种声音，就是希望能够以更严厉的方式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这种观点有大批拥趸，实际上就是需要一种强势的社会管理，年轻人对强力的仰慕是很明显的，比如中国很多年轻人就是普京粉。中国社会对这一套的渴望还是很强的。世界的变化进入到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时期，一是外部环境不确定，一是经济前景的不确定，那么自己的前景也就不清晰了，对清晰明确状况非常渴望，觉得英雄是可以带给他这些的。　　　

 

中国很多现代英雄都是跟革命有关的，到现在还是中国人文化记忆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种是中国传统的悲情英雄，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岳飞这样的悲情英雄，他们爱国、牺牲、往往不能被权力者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出现了很多虚构的英雄，比如武侠小说创造了很多英雄想象，有点像西方的那种超级英雄。80年代以来华人新武侠里的这套英雄，像李小龙、《少林寺》李连杰的形象，跟革命英雄是不太一样的，开辟了另外一个路径，但又有传统英雄的影子，有仗义豪侠、侠肝义胆这套传统。

 

当然，整个世界面临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中国也不能独善其身，中产阶级生活里有很多无奈的状况。比如雾霾这种问题，中产阶级对生活的要求跟以前不一样了，已经忍受不了雾霾的天气了，但又不是马上能解决得了。再比如欧洲遇到的问题，不让难民进来，与整个欧洲的理念不合，进来之后又发现这么多人根本没法吸纳。所以，当下的问题很多都是这种多难或者两难选择。很多郁闷说不出口，观念和现实情况之间有很多反差。这些矛盾没有一个解决之道，所以希望强人回归，实际上这是中产社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一般认为，中产社会是平庸化的，其实一旦到了很多问题困扰的时候，还是呼唤强人的。牛津词典2016年年度词汇是“后真相”，剑桥词典选出的词是“多疑”，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可靠的真相了，这说明大家对于前景的焦虑感都很强。2016年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都是这种变化的反应，需要某一个英雄单枪匹马、拯救世界，方向清晰，而且执行力强，能解决问题。

 

现在人们需要的是不同的英雄形象。年轻一代生活在中产社会里，中产社会是比较平淡的，中产社会的内在苦闷很难解决，所以需要对超越性的敬仰。比如，张艺谋最近的电影《长城》就是西方的超级英雄和中国女英雄一起打怪兽，怪兽是绝对的恶，人们之间虽然有矛盾，但还得协同打怪兽。这与电影《英雄》是不一样的，那是一个秩序的英雄，秦王要维护一种大秩序，几个刺客来反这个秩序。双方都有自己的合理性，观众的感知是矛盾的。但《长城》里的一切就是确定的。 

 

过去我们崇拜的悲情英雄常常是失败了的、牺牲的英雄，个人的力量没法达到，但现在敬仰的英雄是把事情做成了，就像电影《长城》里那样，中西方的英雄合作战胜了怪兽。就像特朗普的成功当选，把问题清晰化，主要矛盾一抓就对了，你们没办法，我有办法。对于原来精英永远不说错话那一套，民众开始厌烦了。所以，从具体的政治到文化想象都是需要能够解决问题的、成功的英雄。

 

再如最近电影《湄公河行动》和综艺节目《真正男子汉》的流行，也是征兆。《湄公河行动》讲中国的船员被杀了，那么恢复秩序的人是谁？中国的公安过去了，成功抓获了毒贩。《真正男子汉》就是让明星进军营，感受国家意识。这其实中产生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脆弱性，有点钱但是也不多，没有保障。内心就非常渴望建立一些屏障来保护自己。所以就会对国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认同感的集中投射就是英雄。海外的中国人现在特别多，近两年发生了很多留学生遇难的情况，这些事情中产阶层感同身受，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保护，财产、生命是弱不禁风的。《湄公河行动》就极大满足了中产阶层对安全的需求。这也是对国家的认同。最近几年人们对于中国的在国际的撤侨等行动高度认同，都是这种潮流的表现。

 

现在出现的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个跟西方的潮流有点像，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都是回到民族国家，回到19世纪以来的那套传统观念。以前是世界大同、全球化、流动中发展，现在觉得流动太危险了，流动中必须要有保护。《长城》、《湄公河行动》都是类似的故事，面对一种无组织、无秩序的状况，需要英雄去对抗幽暗的、狂野的力量。总的来说，对安全感的渴望是最大的。当然同时也渴望确定性，比如《欢乐颂》、《法医秦明》这些流行的影视剧，都是表达一种秩序回复的确定感。对秩序的渴望是中产阶层更重视的。

 

崇拜英雄也是有风险的。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如果做得好，选民满意那还好，但如果不满意，就会出现更激进的革命，极右的不行，那就换一个极左的，桑德斯那样的人可能就起来了，美国就可能出现拉美那样的情况，在极左和极右之间摆荡。对强人的渴望是办成事，但如果办不成，就会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强人重新再来。

 

中国的情况是相对较有确定性，或者说确定性比别人强一点。中国的大众文化其实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社会精英也相对自觉，公众的意识也相对明晰。中国的中产阶层迸发出的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所以对强势英雄的渴望可能并不会像西方社会那样明显。而且，那种渴望也不会造成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冲击。我们的机制、文化想象以及大众和精英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比较稳定，没有大的分裂。但这种渴望则是和全球的现象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