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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今年全世界都感到了不确定性的来临,世界的变化似乎总是超出了这些年的预设和构想。所以几家大辞典,美国的韦氏的年度词是“超现实",牛津词典是“后真相,剑桥词典是”多疑”,足见不确定的焦虑,把握不住现实的苦恼是当下的主调。黑天鹅频现正是这样的情况。这其实说明冷战以后的大家视为天经地义的一些观念靠不住了,那一套支撑这些年的走向的意识和思路撑不下去了。这些变化首先从西方开始也是令人惊讶的,原来认为确定性最高的西方世界现在面临最不确定的局面。这其实都值得深入地关切和思考。这对于未来的影响会持续下去,而2016正是一个重要的拐点。
 
当下中国文化的变化依然迅速而复杂,呈现出不少新的、值得关注的变化。这里有许多新的文化形态值得被关切和重视。这一年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文化中始终得到彰显。互联网主导文化转型的趋势仍然明显,而电影在前几年的巨大增长之后迎来了调整的时期,而各种活跃纷繁的文化现象中有一些新的潮流值得关切。
 
从文化潮流的角度观察,90后在这一年的崛起是中国当下文化的重要的变化。从年初的“小粉红”的爱国情怀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到奥运傅园慧的“洪荒之力”甚至到众多的所谓“小鲜肉”的持续的走红其实都是90后的中国人开始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影响力的标志。90后常常同80后并提。90后既和80后有相似的一面,他们都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富裕和最开放的的时期成长的,也都在互联网时代成长的,也是中国的二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时期的孩子。他们都相对见多识广,有更高的教育水准和更开阔的视野,无论国际经验或生活水准都远较过去的几代人更高。当然也有相似的一些弱点,如承受困难的能力或专注力以及人际交往的能力有所不足。两者也有很明显的差异,80后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的童年时代还是生活普遍刚刚开始进入温饱阶段,中产群体还远未壮大,眼界和生活水平等也还受到局限。90后则成长在一个中国最快速发展,中国人生活改变最快的时代。八十年代中国的重要的标志是电视的普及,互联网是到九十年代中期后才开始普及。80后是和中国的电视普及一起成长的,可以说是“电视一代”,而90后是真正的“网络一代”。80后往往是和他们的长辈处在同一平台上,仍然愿意用一种特异的方式彰显其自身的存在,往往刻意和前几代人求异。当年的郭敬明、韩寒等都是如此。但90后成长在网络时代,他们自己的世界已经相当完整。他们往往是对长辈相对尊重,和谐共处,对上几代人并没有反感,但有其平行展开的自我的世界。老一辈人往往并不了解他们的想法。如来自漫画文化的“二次元”的文化经验,就是一个近乎自足的、很丰富的空间。这些文化和生活形态往往成年人相当陌生。同时,90后可以说是见多识广,他们在网络中或者现实中的国际经验往往丰富,而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期望和当年已经不同。中国社会的中等收入者的比例最近几年迅速扩大,社会保障等也已经开始完善,90后基本生存没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遗产税,上两代人奋斗的财富都会被他们无条件地继承他们未来能够拥有的财富,都会是过去几代人难以拥有的。他们和西方的青年也开始逐渐在同一个平台上。他们更自信也更平和。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的扩大将会为中国带来许多新的可能性。
 
2016年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大众文化中对于当下的“现场感”的追求。整个大众文化似乎都在追求一种以即时的当下的感觉为中心的“现场感”。无论是是所谓“直播”的崛起,还是继续发展的电视综艺节目的“真人秀”,或是热播的电视剧如《欢乐颂》《小别离》,或是电影的《湄公河行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等,都是对于当下的日常生活的直接的表达。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新动向是所谓“直播”的兴盛。可以说网络直播在这一年是互联网文化的最重要的“新增量”这种网络直播就是普通人利用网络在手机的直播平台上来展现自己的生活,直播也是有现场感的活动。主播通过手机在直播自己的真实的状况,同时还有更多的互动。直播可以有“弹幕”式的直接的参与和评论。这种直播已经成为年轻一代所喜爱和参与的娱乐方式。网络直播把日常生活的琐碎事情直接播给人看,是一种”生活流“的现场感,同时有互动有参与。年轻人对此有强烈兴趣。这种兴趣来自对真实的极度渴望。这里没有什么大故事或要说的大内容,直播的现场感和实时互动对人有吸引力。这其实是重新界定自我的他人的关系。通过直播,观看到更真实的”他人“,受到吸引,产生期望和想象的投射。通过互动和打赏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一种相当真实的关系。播主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她往往比家人和邻居还熟悉,让人的自我认同发生微妙改变,在另外的空间中有新的生活感觉。这是年轻一代的网络生活的新趋向。而papi酱的流行,其实也是通过类似直播的方式表达一种反讽和认同交汇的情绪。明星“真人秀”仍然保持热度,说明把明星日常生活化为何自己切近的普通人的潮流仍然在持续。这些更注重日常生活的“现场感”的现象值得注意。这种“现场感”在电视剧领域中是像《欢乐颂》表现都市白领的日常生活困扰,《小别离》表现子女教育形成的中产生活的困扰。这些当下的现实生活都以具有“现场感”的生动描述加以呈现。让受众置身其间,感受到“切己”的自我感受。而2015年的以古装剧为中心,以超级IP为基础的潮流似乎已经消退。这和人们在经济复杂转型的状况下对“切己”问题的关切有关。而电影发展在这一年的复杂的变化其实也和这种“现场感”的追求有关,如创造的国庆档期奇迹的《湄公河行动》所表现的对于国家保护海外公民安全的新的社会意识的表现,这也是一种强烈的“现场感”。这种“现场感”其实很值得了解,其实是在当下的诸多不确定中去追寻一种确定性。而《湄公河行动》对英雄和确定性的渴望正好了张艺谋的《长城》相互映衬。《湄公河行动》和《长城》有个相似处,都是失控的危机和回复秩序。前者是写实,后者是隐喻,但都指向了不可控的力量对文明和秩序的直接侵害。贩毒集团或”饕餮“都是”绝对的恶“的化身。他们没有什么复杂性,但都是野蛮对文明的强力冲击,无所不为,极为暴虐凶残。这不像当年的《英雄》,秦王的战争机器和刺客的反叛各有理由和性格。这里一些都清晰化了,不可控的、反秩序和文明的野蛮和文明的秩序维护者之间的决斗。文明有其强力,但却在脆弱处屡遭攻击,而最终用了大力擒住毒贩头目糯康或摧毁兽王。两个故事都强调文明人的合作共同作战的重要。这些其实都是社会氛围的表现。而英雄则不是悲情的失败者,而是必须用高效来恢复秩序的英雄。这种在“现场感”的追求之后的对于确定性的寻求,也是值得注意的。
 
世界的不确定性加深,2016是一个重要的拐点,当下的文化新变则为未来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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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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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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