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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3日举行了对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这个公祭仪式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自己的现代历史中的惨痛过去的铭记,对于民族的现代的艰难奋斗历程的尊重。但这些也引起了一些邻国的疑虑,一些人以为中国的公祭是走不出历史的悲情。认为中国强大了,就会把历史问题作为对他国威胁的理由。这当然是对于中国的公祭的隔膜和曲解,也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盲视的表现。
 
中华民族在近现代的历史中,曾经经历过深重的民族危机,遭受了侵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人民曾经承受了深重的苦难,有过很深的民族悲情。现代中国的奋斗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从这种历史的困局中走出的历史,也是中国争取富强的历史。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已经通过自身的奋斗脱离了困境和失败,站在了新的历史平台上。国家公祭,当然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让民族历史的那一段为后人和世界所了解,让人们知道中国人曾经付出的惨痛的牺牲。这既是让无辜生命的付出和牺牲得到纪念和伤悼,也是让现代中国历史的正义性得到国人和世界的更多的了解:
 
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奋斗,既不同于西方既靠内部的工业化,也靠着对其他社会的殖民和掠夺崛起;也不同于其他许多经历过殖民统治的发展中社会,曾经完全丧失了历史的连续性,被迫在经历了完全的殖民化过程后再独立。中国虽然付出过惨痛的代价,但它的历史的连续和现代化的国家转型一直在持续。其国家的主权从未彻底丧失。中国的近现代的付出和努力是中国五千年大历史的一部分。中国虽有历史悲情,也有和被压迫民族感同身受的精神联系,但却在历史的延伸中从未丧失过民族的主体的认同。因此,它能够努力超出那种“仰视”或“俯视”其他社会的意识。中国在积弱时代始终保持尊严和对世界的平等的追求,在崛起中也不会走向自身的反面。现代中国在自己的奋斗中始终有三个方面的追求: 一是和而不同,就是尊重其他国家,我们不是侵略,扩张,而是尊重其他国家,就是和而不同,文化上具有一种更高的智慧,中国就要求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不强加于人。二是以德报怨,抗日战争其实也是凸显了中国以德报怨的品质,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这么凶残,但日本的孤残儿童在中国受到了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社会广泛的关照,这些日本人到今天仍然满怀感激,就说明中国人是一种以德抱怨的精神,是一种人道的关怀。三是扶弱抑强,中国始终和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我们始终和弱者站在一起,和世界上的弱者一起奋斗是现代中国的关怀所在,从鲁迅先生就翻译弱小民族的文艺作品,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和第三世界人民之间的情谊都说明了这一点。和而不同、以德报怨、扶弱抑强是中国现代奋斗的光荣。中国人曾经受到的苦难也是人类的境遇的一部分,我们也正是从自身的苦难中感受到人们会由于侵略和压迫承受何种的苦难。
 
中国现代化有个最大的长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对世界的历史欠账。今天中国的兴起也是依赖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人的艰辛劳作和努力奋斗。中华民族没有原罪的,我们的民族历史是光荣的历史。我们经历的过程对世界都是没有任何愧疚的,对人类没有愧疚的,这种“无罪的现代化”正是中国人的历史的光荣。记住民族的过去经历的苦难和过去的艰难奋斗,绝不是为了渲染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告别悲情让世界和中国共同分享和平和发展。
 
公祭其实是让历史告诉未来,也让未来知道,中国人曾经承受过这样多的苦难,我们有更高的自觉为人类的共同的发展做更多的贡献。这应该是世界各国的共同理念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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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72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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