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职业帆船航海家郭川在跨太平洋的航行中于夏威夷附近水域失联，现美国方面停止搜索。他的状况引发了中国互联网上的争论，当然人们都为他的不幸感到悲伤，但争议在于他这种个人用帆船航海的生涯所面临的巨大的生命危险究竟是否值得？在人类早已对大洋有了很多的了解和认知，也有远比帆船方便得多的各种方式跨越大洋的时代，这样的个人的冒险和牺牲是否有价值？这种冒险的行为所耗费的资源和人力是否和其收获或价值成正比？这些争议多年来一直存在。最近这些年这样的各种类型的探险等活动越来越多，也经常受到这样的质疑。

这些议论应该说都是正常的，也是不同的价值选择之间的差异的体现。从学理看，也涉及复杂的伦理和价值的问题。一方面，探险者和他们的支持者常常用人类挑战极限的不可替代的价值支撑这样的行动，认为这样的行动能够通过不断超越常态而凸显人的主动性和求索的精神，对社会和他人都是一种激励，因而有其正能量。同时也认为这是自我的选择，这种选择也是人类自觉突破限制的精神的体现。这种选择外人无需议论。另一方面，不同的议论和分歧也凸显了对这些行为是否是盲目的冒险的分歧。而且有些人更论及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往往争议更多些。

这个问题可能确实有其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一百多年的积弱积贫，紧迫的现实问题在困扰着社会。摆脱贫困，告别整个社会的失败，争取中国的富强是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的任务，人们为之求索。现代中国的无数悲壮的故事都和这些紧迫的现实命题紧紧相连。而一般人在为温饱等极为切实的问题而努力，确实没有机会和条件从事个人的探险等活动，往往会觉得一些这样的探索不是急务。为社会牺牲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但自我选择的探险等活动，则让一些人觉得多余。看到一些西方探险家的行为，甚至还会认为是一种奢侈，一些人甚至认为是“吃饱了撑的”。应该说，过去的中国确实缺少这种个体从事自己爱好或发展探索冒险行为的现实的条件。同时，很多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的主流文化往往很实际，更多强调人们的家庭和社会的义务，而对于这种探险等活动在某种程度上缺少更多的“同情的理解”，认为这些事远非急务，这些活动未必有很高的价值。当然也有一些确实盲目冒险的行为让社会付出了一些代价，

但这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社会迅速告别了贫困的状况，中等收入者开始成为社会的主流，人们为温饱而尽全力已经不再是社会普遍的状况。这时候，很多人开始有能力和条件发展自己的具有冒险精神的爱好，往往也开始为实现个人的很多未必和社会的一些人的认知完全契合的冒险犯难的的个体追求。这种追求已经有了和西方的一些人越来越相似的状态。因此，这种个人的选择开始成为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追求。这些活动未必有更大的社会目标，而是自我的价值的实现和对自然界的一种积极的探索和理解但其实也还是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在。一方面，这样的活动只要不是盲目冒险，造成无谓牺牲，而是虽有风险，但仍然相信经过努力可以达到或实现，就体现了人类冲击极限，面对考验的无畏的精神。郭川经过多年的磨练，有专业的水准和实现目标的现实的可能。他的努力其实是既是突破极限的探索，又有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的支撑。另一方面，这样的个人选择当然会面临风险，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但这种选择其实也是个体通过这样的活动为人类的生活增加一个维度和可能，从而获得一种不同的意义的选择。这当然不会是社会主流的生活选择，但也是值得尊重的选择。在今天普遍的生活相对丰裕的社会中，这种选择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它其实是人类突破自身的限度，向自身的局限的挑战。这它不会成为所有人的选择，但社会中有一些人有这样的选择也是无可厚非的。它所体现的无畏的精神绝不是无谓的，而是具有自身的独到的价值的。

郭川去了，但这样的人的故事还会激发人们的感慨，也会让人们以勇气和毅力追求更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