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篇2000年写的文章，时过境迁，这些感慨今天还在，贴在这里请大家指教。

黛安娜王妃故去已经好几年，但仍然有许多人不能忘怀她。她的故事和形象仍然是二十世纪留下的难得的传奇，会让人传颂下去。黛安娜死时，有人作歌以悼，名为《风中之烛》。以风中之烛喻生命之脆弱，的确是难得的好歌。蜡烛的如豆微光在命运的风中，当然随时都可能熄灭，生命也不过如此。我每次听这首歌，都非常感慨，但的确不是为黛安娜。

想想黛安娜的一生，其实已经到了人生的绝顶。生前富贵，死后哀荣，还由于与查尔斯王子婚姻不谐而受到天下人的同情，那些风流韵事也有了合理性。其实已经是幸运之极了。她的死固然不幸，让人遗憾，但许多人居然为她的感情生活大表同情，认为她一生不幸，就非常奇怪了。荣华富贵中的感情问题，其实是锦上添花的事，到头来还是奢侈，居然能够引起那么多同情，我觉得不可思议。黛安娜起码不需要为一日三餐奔忙，也不需要为了住房汽车之类烦恼，有王妃的头衔，不需要为衣食住行操心，不但有佣人伺候，还有许多追求者，而且每一件衣服都是服装设计师的典范之作，在世界各地风头出尽，一举一动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按我辈俗人的想法，实在是幸福得一塌糊涂了。如果让黛安娜和那些现在为她撒一掬同情泪的普通人换一换，我想黛安娜一定不干。到了绝顶的烦恼当然肯定不少，但那和我们大家的苦恼不是一回事。“高处不胜寒”的苦恼的确是真实的，但比起那些琐碎的柴米油盐的苦恼就抽象和虚幻多了。前者固然高深，但有点不着边际，后者却是具体得根本绕不过去的。大人物都抱怨自己不能象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自由，没有狗仔队记者在旁边添乱，但普通人的自由其实是由于无足轻重，为生存而奋斗和挣扎的那一份艰难和无奈又有谁喜欢听呢。其实这些故事里的难处总比黛安娜多。她的意外我们可能遇到，但她的幸运我们永远不可能遇到。

值得用“风中之烛”来描述的生命的悲哀太多太多，黛安娜的那一份显得很轻。“风中之烛”可能随时熄灭的脆弱对于普通的生命来说更加真实。李敖曾经回忆他在台湾国民党的监狱中遇到过一个死刑犯黄中国。他是一个来自山东莱阳的农民，由于当兵到了台湾。“退伍后，辛苦成家，在吴兴街开一家小米店，又因为赌博纠纷，被他的莱阳同乡打主意，想挖点钱。大概黄中国有点小气，不肯破财免灾”，就被人诬告是“匪谍”，被说成曾经当过共产党的指导员和小学教员。于是乎被莫名其妙地判处死刑。李敖目睹的黄中国的被杀的确惊心动魄：“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的清晨，十一房的房门突然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由哀嚎变成另一种嘶咧，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拖到安坑刑场去了。”黄中国当然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而那根生命的蜡烛也就这样熄灭了。

在师哲的回忆录中留下了另外一个女性的故事，和黄中国的命运相差不多。这是一个叫王尊极的少女，师哲回忆这位少女“长相漂亮，举止文雅”。1939年投奔延安，那时只有十九岁，由于是大汉奸王克敏的侄女，一到延安就被关押。后来反复审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个少女的确非常幼稚。师哲建议释放，但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不同意。于是长期关押。师哲说：“其中原委，始终令人不解”。王尊极后来不知所终。

生命中这种莫名其妙对于象黄中国和王尊极这样的人的确太难受了。我不能猜测他们当时的心境，这里的烦恼是没法说出口的。如果果然是奋斗在生死斗争的边界，有信仰、有目标的牺牲者，也算求仁得仁，自有其悲壮和崇高在，也总会有同道的怀念和追悼，也足以为一段历史见证。虽然也会有外人批评这种牺牲不值得，但毕竟是死得其所，外人说什么对于死者的追求不会有什么意义，蜡烛的熄灭是为了点燃火焰。但黄中国和王尊极的悲哀在于仅仅是偶然和莫名其妙地卷入历史的风暴，从此毁灭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其实是什么也没有的，连历史暗角的灰尘都算不上。但他们还算留下了一点痕迹，许多人连这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永远不会有一首《风中之烛》纪念他们。和这些人相比，黛安娜的确太幸运了。

于是，我愿意把这首歌看成对于我们庸常生命的脆弱和无奈的纪念。人不是蜡烛，生命的一点点微光熄灭了就不会有再点燃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