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活领域放大，人们对公共领域的兴趣和参与度在发生改变，这是中国社会很重要的一个转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追求生活确定性为什么会变成更高的价值选择，未来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我们的生活会怎样被影响？本刊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颐武教授。

　　“终极解决”不存在

　　《南风窗》：过去两年中，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向“生活世界”转向的趋势，与几年前相比，人们对公共舆论和公共参与的热情似乎在降低。你是怎么看待的？

　　张颐武：我很早就提出了这种看法。这几年经济社会转型比较深刻，方方面面的利益重新调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个人和社会原来的兴奋点往往是在公共事务，也就是社会的重大题材，而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壮大，他们更关注日常生活。人们也关心公共事务，但侧重的点已经不一样了。比如环境问题，原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现在则是雾霾这样的生活形态的问题。无论是自己的感受还是对问题的关注，都来自于日常生活本身，怎样处理日常生活变得特别重要。

　　《南风窗》：与以往个体活力释放的时代相比，现在的“回到生活”应该已经不仅仅是生存了。人们看待生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

　　张颐武：如果以城市规模划分的话，小城市的问题是生活成本低，但是生活质量不高；大城市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的问题。现在，温饱已经不是问题了，人们发现温饱解决、有了房子之后，还要面临更多的困难，比如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一系列的问题群，既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

　　过去，人们对社会事务有一种简单的看法，往往把一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归结于体制低效。但是现在发现好像没有办法简单地赖谁，比如说雾霾问题，简单地赖政府吗？当中国进入中等收入社会，人均GDP达到七八千美元的时候，人们发现，过去期望的那种终极解决是不存在的。这是中国社会一个很大的调整。

　　过去，我们总认为一个终极的方案可以永久性解决所有问题，但是现在发现，预期的那些事发生了，问题也不一定有好的改善。所以，大家回到生活，发现生活的一点一滴的改善比起宏大的目标来说更重要。　　

　　日常生活的把控

　　《南风窗》：这种转向是不是意味着又到了一个价值真空的阶段？

　　张颐武：我倒不认为是价值真空，而是人们开始追求一种微观的文化和微价值，不再寻求一种价值上的终极解决。按照吉登斯的理论，这个时代是从一种“解放政治”，追求大革命、大变动，到了现在变成一种“生活政治”。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生活政治就是一点一滴的改善。比如说“正能量”这个词，其实不光是官方的提倡，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些文化想象也是充满“正能量”的。

　　去年热映的两部电影《港囧》和《夏洛特烦恼》表达的就是回归到日常生活，生活本身的价值是非常高的，不要去追求虚无的幻影。日常生活是不能失去的，失去的代价其实是你承受不了的。这些电影的主题都是主人公通过幻想追寻的历程，但追寻的结果就是发现，现实中所拥有的比追寻的那个更靠得住，不一定更好，但是更靠得住。为什么去年这些电影比较火，就是因为人们的内心世界有了一个转变，回到日常生活本身，日常生活需要我来把握它。所以，过去那种脱离了日常生活的“正能量”转向了认同生活本身产生的“正能量”。

　　过去的“正能量”觉得日常生活不值得留恋，不能只追求温饱，但是现在发现，维持一个基本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特别是经济增速下滑之后，给人们带来的刺激是，原来拥有的东西不是长久不变的，是很容易失掉的。危机感就会变强了，追求那种大的变革就成了很不现实的目标。

　　尤其是去年股市的变动，从5000多点到2000多点的跌幅，让人们觉得守住已有的生活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大家发现这30年得到的东西其实是很脆弱的，日常生活本身是值得我去喜欢的，过去往往是一些宏大的目标把日常生活遮蔽了。这个可能是中国人内心一个新的变化，去外面吃个饭，去看个电影、购物并不是唾手可得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所以，现在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价值观很重要的一部分。

　　《南风窗》：回归到生活跟社会心理的变化有关，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就是外部环境激发了个体生活的活力，比如改革开放之初的“回归生活”伴随着国家对个体经济的释放，这一次的活力是不是可以从技术上去解释，生活质量升级这一“供给”的大繁荣促成了变化的发生？

　　张颐武：互联网从原来一个比较抽象的东西变成了具体的电商，以前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比较疏离的理念，但是现在新技术使得消费和供给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互联网从虚拟的、不及物的变成了很具体的东西。“双十一”购物持续爆炸性的增长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大家把互联网及物化了。

　　另外，互联网的文化产品也变成了大众化的产品。比如去年热播的《琅琊榜》、《花千骨》、《芈月传》、之类的电视剧都是从网络小说改编来的。从内容上看，《芈月传》、《琅琊榜》这些都是讲一个人在艰难的环境中怎么生存下来，并且获得合适的发展。虽然是古装，但其实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个人如何合规矩地生存下来，生存能力变得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投身其中去看的原因。

　　所以说，社会情绪发生了改变。开始重视个体性、个体在复杂环境中的成长，这个个体性和上世纪80年代的解放个体是不一样的。那时候是从计划经济的规矩中解放出来，解放出来之后就是拼搏、奋斗。而今天，市场经济的规则已经基本划定了，在社会中获得成功的难度变得比过去更大，过去是野蛮生长，现在没法野蛮生长了。所以，现在的主题是怎么样在复杂的环境中合规矩地生存，这变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生活的动力可促进经济发展

　　《南风窗》：人们在处理选择个体、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受到很强的社会环境和氛围的影响，“回归生活”是不是也是一种退守？

　　张颐武：中国现在是在向一个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同时又像新加坡那样有严格管理的社会过渡。在过去几年中，人们看到的事实是，新加坡成为了华人社会里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2015年人均GDP已经突破6万美元了。曾经的亚洲“四小龙”里，台湾和香港则陷入了一种困境，增长比较慢，比如台湾已经停在人均GDP两万美元左右好几年了。这个示范让中产阶级觉得，强势的管理才是有助于经济的，这个看法对不对还要进一步探讨，但对中产阶级是有吸引力的，他们认可新加坡模式的好处，自由、开放这些社会理想如果不能换来经济发展的话，对他们来说是没有说服力的。一个社会不能停滞在低效和孱弱的管理能力中。

　　《南风窗》：以追求确定性的生活为目标，但未来的经济环境可能恰恰是非常不确定的时期，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

　　张颐武：总体上看的话，还是希望在经济上找到新的突破和增长点，这是大家的共识，希望回到上升的轨道上。另外，现在看来，互联网和文化消费已经变成了很重要的拉动经济的活力，文化消费其实就是给生活的转型提供一个想象空间，同时也会带动实体经济的升级转型。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趋势，就是少子化趋势的逆转。最近的社会调查发现，二孩政策出台后，生育意愿有增长的趋势，尤其是中产阶级的生育意愿提升，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生子、传承的文化影响，一方面也是中产阶级开始更重视家庭价值。如果将来中国的少子化趋势有所逆转，对经济社会将带来很大的影响。老龄化、少子化放缓的话，对整个经济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动力。

《南风窗》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