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文明的举止和行为一直是社会关注的和热议的焦点，也始终是公众注意的对象。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人海外出行和国际交流也快速增长，也引发了相对较多的国际的议论。这些问题似乎一面是社会的焦虑所在，在一个越来越具有中等收入者意识和生活方向的社会，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已经被社会所高度厌弃。但另一方面，这种几乎“人人喊打”的行为却似乎就是难以迅速消除。这些问题如不排队乱挤、大声喧哗、乱扔垃圾、公共场合展现不甚得体的举止等等，看起来并不是大问题，但就是难以消除，让人侧目，也引发了持续的议论。一些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说法也常常见诸舆论。在这里面也有不少是孩子也参与了这种不文明的行为的情况，往往让一些情况更显尴尬。

中国社会对这些问题的焦虑也不是自今日始，对不文明行为的抨击从八十年代的“五讲四美”时期开始，就一直持续，对此社会从那时起就已经高度敏感。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高速的经济成长，社会有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公众的总体的教育程度有了迅速的提高，但时时还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当然有些是一些社会习俗的差异导致的文化上的理解的歧义，但这方面确实还存在着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这些问题社会有高度的自觉和自省，但却就是难以根治，让一些人直观地感到文明状况的不足，这些问题既影响了社会向上提升的速度，也影响了社会的一般形象。往往是一些个别事件经常发生，使得整个社会都有相对负面的感受。

这样看来，文明提升和素质提高从孩子抓起其实是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些研究都证明儿童时代是个人成长的关键的时期，在其间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待人接物的方式等等都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孩提时代的生活经验和对社会的认知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如公认国民素质相对较高的新加坡，就一直高度重视从孩子抓起，提升国民的文明水平和素质。新加坡特别强调把中国传统的礼仪和文化的核心观念以及社会对人的行为举止的规范在孩提时代就传递给人。李光耀就曾经指出：“如果你从六岁开始就能系统地把这些观念灌输给学校的学生，你就能培养出良好的公民。如果你不能那样做，那你只能有一群拉杂的人。”新加坡的实践其实正是这样的持续的努力的成果。

这首先要从家庭开始，从基本的做人的礼仪和规矩开始，在社会上形成氛围。我们近年所倡导的“家风”的传承其实正是重视家庭在人的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中华文化高度重视家庭的社会作用。父母长辈的言行对孩子的示范效应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所谓“言传身教”。孩子常常会有样学样。父母长辈在公共场合和家庭中彬彬有礼，就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教和家风的影响值得高度关注。如何首先让父母率先垂范就是关键。父母的负面的示范往往对孩子的影响会相当深，因此加强对人们如何做父母的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要发挥学校和社会的作用，这当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学校教育和社会与媒体的作用也会让孩子得到正面的教育。这既要有道德模范的弘扬宣传，但具体的操守和行为的指导和提示往往也对孩子的影响极深。

再次，也要关注少年儿童之间的相互影响，现在儿童和青少年都是在网络时代生长的，他们受到同代人的相互影响比过去的人们在成长期内更深。他们也往往形成了一个外人成人难以进入的世界。如“二次元”的观念和文化对孩子的影响社会往往难以理解和认知。这其实需要社会的更多的重视。

这种熏陶和影响既要从价值观等大的方面入手，也更要从日常生活的“小节”和“细节”着手。既要从文明和做人的大议题出发，更要从具体的规范入手。有些成功的例子值得关注，如过去人们上地铁或商场等设施的自动扶梯时往往是随意站，不便有急事的人通行。这其实是缺少规范，让人没有遵循的结果。后来大力宣传靠右站立，现在大城市的自动扶梯上大多数人都按这样的方式行事。这就是很成功的例子。

规则明确，奖惩分明，让人在小事情上也承担责任，违规要付出代价，这样才能让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这是文明和素质提升的重要保障。制定严格的规范的同时严格地执行这些规范，道德和素质的提升其实还是有赖于规则的保障。新加坡在这方面的严厉的举措所起到的积极正面的作用无疑是一个有效的范例。而文明的提升从孩子抓起，让人们把文明内化于心，发之于外其实是整个社会应该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