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十几年前在日本写的一篇随笔，最近又到日本，有些感慨，觉得这篇文章还算有趣，贴在这里，请指正。

 1879年，王韬到日本游历，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这位当年有大名的文人在国内非常失意潦倒，不被重视。由于曾经上书太平天国，不得不流亡香港，又曾经漫游欧洲。在日本的时间虽然仅仅百余天，却兴奋异常，有游记《扶桑游记》行世。他此行一方面欣赏日本文化，寻书访宝，诗酒风流，感慨日本与中国渊源之深；另一方面则关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巨大变化，发现日本已经不是大海中的蕞尔小国，而已经是气象一新。去日本之前王韬就已经说过：“前之所谓世外桃源可以避秦者，今秦人反而问津焉。”到日本一看，果然如此。我感兴趣的是王韬的这个有关“桃花源”和“秦人”的比喻。避秦的化外之地如今成了秦人的学习的对象，的确有今昔之感。王韬当然用“秦人”的目光看这今非昔比的“桃花源”。他对日本的关切其实全是面对中国的，到此一游旅行者的目光好像有两种，一种是将对象理想化，觉得自己一切不如人，产生羡慕；另一种是将对象妖魔化，产生自高自大的骄傲。其实他们心里的一切只是自己的家国，向外的目光其实是向内的。在这里，看日本就是为了反观中国。日本的一切仅仅是做为中国的反面存在的。

王韬发现变革时代的沧桑的确巨大。他见到一个名叫浅野的日本人，原是贵族，“旧封四十一万石，地亘山海；寻常出门，舆马拥前后，驺从千百人，旌旗如云。维新后，纳藩藉，列华族，萧散不异寒士；前后盛衰，真为黄梁一梦。”这种惊天动地的变化是任何变革时代必然出现的。苏联建立后流散世界各地的白俄，中国革命后的“资产阶级”，都曾经经历过这类的变化。最近有人写有关旧上海的“金枝玉叶”的故事，大有不胜今昔之感，其实和王韬的感慨没有什么不同。社会变动，阶级的变化升沉原来就是人生的常态。我看过关于段祺瑞的后人的回忆，也有这样的故事。其中说段祺瑞的小儿子在解放后参加劳动，成了养路工人，后来又在北京郊外一个学校当勤杂工。这类感慨没有什么稀奇，无非是“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遭遇。有人说现在东京新宿、上野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许多就是过去的公司社长、经理一类，沦落下去是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王韬的发现其实是古今中外皆然的。但当时日本发生的一切在未来的中国以更加激烈的方式重演了。

而王韬参观一个所谓“新燧社”的故事就非常有趣。这是一个利用西方技术生产火柴的工厂。规模非常大，有工人八百余人。其间“熬煮硫磺炉灶，悉用西法。”“运售于香港、上海，年中不知凡几”，已经成了出口企业。而老板清水诚也“曾赴法国博览会，往游瑞士，购新法器具而归。”显然已具有国际眼光。这一切让王韬非常羡慕。这个“新燧社”的传奇无疑是日本现代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对于王韬来说，他时刻想到的仍然是自己的祖国。他看到日本的新气象，其实还是要对于中国发言。他似乎在日本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理想化的客体，用来反衬一个落后的中国。王韬的抱负是非常高的，然而也不过是在香港办一份报而已。不过“新燧社”的故事在一百多年后有了一位中国作家的回应。这就是刘恒的小说《苍河白日梦》。那是一个有关百年历史的故事。也写清朝末年一位少爷曹光汉留学外国，请来了洋人大路到故乡开办火柴厂。他充满幻想，希望把火柴厂变成一个火柴公社。但一切最后都幻灭了。火柴厂没有造出火柴，而洋人大路也无非和他妻子私通后有了一个让人恐怖的混血儿。小说里有一段特别残酷：

“那时侯有出息的都忙着跟皇帝干仗呢！二少爷想静下心来造火柴，他图的什么？为救几个穷人扶几个废人，值得吗？他还是为自己，为给他心里那一个小疙瘩地方落个舒坦！跟他念佛的妈吃药的爹没两样。”

在刘恒这里，火柴厂无非幻梦，曹光汉希望拯救世界的期望变成绝望，最后死于非命，尸体在苍河上漂浮。火柴具有的光明与温暖使者的形象变成了一种黑色的嘲讽。清水诚的成功和曹光汉的失败之间是否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的宿命呢？在王韬和刘恒之间的一百年不是随便过去的。在王韬充满期望的目光所及的地方，恰恰遇到刘恒饱经沧桑的冷峻。这里有日本和中国的距离，也有一百年的距离，火柴厂的故事联系了两个国家和一百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什么呢？

我们应该有新的目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