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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文化多样性的意义

张颐武

 

在今天这个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无论是资本、商品、人员或技术和观念都高速流动和紧密连接的世界上,如何看待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多样性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们都有过相当多样的探究和思考,但在今天仍然是公众和社会的焦点。它既是一个具有深刻理论性的命题,其实也是一个具体的生活实践中随时需要面对和回应的问题。

人类的文化当然有其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构成了人们交流和沟通的基础,也构成了文化的交融和发展的基础,人们之间也有许多共识和共同的价值存在,这些都无可争议。但同时,人们也都了解人类的文化有其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来源既是历史性的也是空间性的,既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走向的限定。正是这样的多样性构成了人类生活的丰富性,构成了今天的世界的多彩和灿烂。人类的文化从来不能简单地“定于一尊”。

首先,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是多样的。这种多样性既是适应环境和创造文明的不同的路径和所决定的。其中人类自从“走出非洲”,在不同的地域栖息、繁衍和发展,就有其不同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影响和不同的社会选择所发展出的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既有不同的语言带来的不同的思维和交流方式,也有不同的物质条件带来的不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样态。在广泛的交流之中也没有消失,反而是顽强地表现自己。

其次,人类在生活方式之上发展的文化和价值观也是多样的。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不同的民族和社会积淀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自身的文化。这种传统和文化对于人们的生活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人们从文化传统中获得认同的力量和精彩的文明的积累和创造。正是多样的历史和文化使得人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想象方式和表达方式,也创造了多样的信仰和多样的思想系统,也有了多样的文化艺术创造。这些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对今天的人类社会持续地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近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带来了对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的复杂的冲击。曾经的殖民历史对于第三世界的民族和社会所构成的冲击也对其文化传统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一方面带来了这些社会走向现代的追求,另一方面也给这些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机和挑战。在其中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争论一直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但今天人们都清醒地认识到,不同的文化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道路也是不同的,不可能用“定于一尊”的思维来看待“现代”。即使西方的内部,也有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的选择带来的多样性。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现代化之路也是各有不同,其社会体制也存在着多样性。那么,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之路也有其不同的选择。这既是发展道路的不同,也是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不同。

这种多样性的发展是现代化的不同的选择,这也不会简单地在全球化时代消失。“历史的终结“所简单预言的唯一的发展模式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能。一方面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带来人们之间更多的交流,商业和资本及人口和技术的流动带来了文化上的更多的交融。这显然有利于不同社会和民族的更多的相互理解。但同时人们也会发现,这并不能让人们之间的差异泯灭消失。反而在全球化之中的本土性也在凸显,人们能够更加清晰地对不同的文化的短长有深入地理解。这种理解让人们能够在取长补短,共融共存之中保持其特性。从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看,人们曾经认为麦当劳和肯德基带来了统一的食品,但现在却是相当大的程度上麦当劳和肯德基在适应不同的本土性方面做出努力。如肯德基的广告就叫做”为中国而改变”,其在中国的餐厅也卖起了油条、盖饭和皮蛋粥。这当然也有说是一种策略,但这种策略性的改变也说明了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整齐划一的,也没有可能消除本土性和多样性,反而有可能让多样性在全球层面上得以彰显。全球性和本土性之间也并不是不相容的。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存在既是理论探讨的空间,也是具体的社会实践。

     中国人一百年的奋斗,其实也是在保持自己的文化尊严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的有价值的部分的同时,不断地寻求开放和变革的历程。中国现代文化的伟大的先驱者鲁迅在他1908年写作的的《文化偏至论》中就曾经指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这一“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思考正是鲁迅这篇文章留给今天中国的最为宝贵的财富。鲁迅先生在一个世纪之前所提出的这样的思考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在高速的经济成长和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建构自身的文化的新的根基和价值的基础有其重要的意义。鲁迅当时面对的是中国的深重的民族危机,但他的眼光其实没有停留在解决这样的危机的技术和物质的层面,而是从一个人类精神发展的高度提出了自己对于中国的期许。

    一方面,这里有对于传统的反思和追问,但也有对于中华文化的坚定的信心。他对于我们所“固有之血脉”的不可失去的信念其实正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也是对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的信念。另一方面,这里有对于西方学习的热忱,但也有对于西方文化的清醒的体认和反思。他对于“世界之思潮”的把握也正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文化自觉。自信使他对于中国抱有最强的信心而有向上的动力,自觉让他能够保持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学习的能力。在今天中国已经有机会告别二十世纪深刻的民族悲情,创作自己的新的未来的时刻,我们也要看到鲁迅先生提出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目标在这艰苦奋斗的一百年中还未完成,这其实期望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展开。中国的今天不仅仅要在物质的层面上获得更大的发展,给与中国的普通的人民更大的生活的改善和物质的满足,而且还要有一种对于人类文化和精神的新的创造和新的向上提升的价值的展开。鲁迅先生所告诉今天中国人的正是我们不仅仅需要物质上的成功,也需要精神上的超越和提升。在这样的努力中为人类的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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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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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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