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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互联网上常会流出一些中国拳王在擂台上KO外国拳王的片断,引来不少追捧者,大家都很兴奋。一些常胜的拳手还受到追捧,比如武僧一龙等。而一些拳手或功夫专家不敌外国拳手,也会激发很多关注,也往往会受到“国耻”这样的批评。这样的情况近年来常常出现。

   民国时期中国人尤其需要霍元甲这样的民族英雄通过在擂台上击败外国大力士,来提振中国社会的信心。近代以来,武侠文化是中国弱国心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霍元甲、李小龙等人受到热捧后,被神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人的内心的焦虑。今天的中国人仍然需要类似的形式感来夯实民族自信。从这一点来说,欢呼中国拳王KO日本、韩国、美国等国的拳王也是一种朴素爱国心的体现,不能嘲笑它。另外,这其实也是一种商业行为,是活动主办方为了迎合大众心理,搞的秀。这其实也有市场效应,它需要很多形式去建立想象的满足。这就产生了市场需求,也有正面的意义和励志的效果,自有其价值。但这不能转化为真正的民族自信心。

    众所周知,东亚病夫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痕迹太深刻了,这一直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的挫折和顿挫的象征。当时的全面反传统的一个背景就是国民的体魄和精神的衰弱。中国人一直希望在形式感上彻底地摘掉东亚病夫这个标签。虽然中国现在国家实力已经跻身大国,但还是时间太短,大国国民心态的培育是需要时间的。它一定会滞后于政治经济的发展。

   弱国心态仍然在中国人。 弱国心态有两种表现,是两种极端情绪的交织。一种是民族主义情绪过度膨胀,“一弄就喊打喊杀”,往往过度敏感和充满被动的防御的心态。另一种则是充斥崇洋媚外的思想,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互联网上炒作的德国良心下水道、俄罗斯免费分房、古巴全民免费医疗等都是一个类型。弱国阴影像幽灵缠绕中国人,挫败的历史代代相传,甚至体现在文化作品甚至教科书里。当年不少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贬抑,对于传统社会的负面因素的强调,实际上是拿西方现代化之后的情况来对照中国尚处于传统社会的状况。其实是把“时间差”看成了“空间差”。把中国后发的现代化理解为民族的性格的问题。中国人旅行也是很明显的例子。一方面像法国的天狮土豪团那样,疯狂扫货,就想在外国人面前显摆。另一方面,有些人又觉得中国人各方面行为习惯不文明,比老外差得远。中国媒体专拣外国人说的好话来说也是这种表现之一。

      讨论何谓大国心态当然也需要,但真正重要的是得首先拥有真正的大国地位和实力,所谓说话能够算话,说话有分量。中国现在在国际上在努力之中,中国还在发展和奋起的路上。。拥有平和的大国心态必须自己说话有人听,得到尊重,总被别人指着鼻子说,按别人的规矩游戏,心态不可能平和。

   要达到真正的大国地位,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首先是经济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自己有钱有分量才有底气,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工业能力、科技水平等才有自信。同时需要发展软实力和国民的整个综合素质的提高。见多识广了,国际经验多了,对外部世界和自己的社会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自然就有自信了,对很多事情见怪不怪了。当然,世界的规则是以前是西方由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定的,我们要在中国发展和非西方社会的发展的过程中参与一起通过对话沟通,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商业标准体系等方面客观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和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由此经过磨合达到更合理的世界秩序的建构。因此,放平心态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文化自信来自于与世界相互磨合和互相改变的过程。

    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一个硬指标是国民要有大国国民的心态。它不应该是建立在踩踏、击败其他民族的基础之上,它应该是由内而外自然外溢的一种自信,一种来自文明和现实力量的定力,这需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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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72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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