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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的魅力

张颐武

 

 中国的科幻小说最近有了复兴的趋势。一面有了许多重量级的新的作者,如刘慈欣、王晋康、韩松等等。这些作者都已经受到了社会的广泛的肯定,也有了自己极为稳定且还在不断扩大的读者群。另一面它在网络中引发了热议,激发了诸多的网络上的阅读和讨论。这个在中国命运多舛的文学类型似乎再度得到了发挥的机会。中国的科幻既开始置于世界的科幻类型的运作之中,如刘慈欣英文译本《三体》的出现等。同时也是全球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类型,这个类型的主流已经在中国大陆得到的充分的展开。科幻小说对于重构中国想象力具有传统的主流文学没有的可能性。它也在类型文学中展现了科技力量的多面性的现实的能量,这种能量是和当下的社会情势紧密相连的。由此看来,科幻的”主流化“的进程已经开始。科幻在摆脱自己的二十世纪的命运,变成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想象力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个变化会体现在未来的文学史中,也会体现在当下读者的阅读之中。中国科幻文学的新的可能性正在展开之中。

众所周知,中国的科幻小说一直是处于文化边缘的类型,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也难以像西方一样流行。这其实和中国的历史情势相关。幻总是需要超溢现实,跨越时空,对未来提出诸多畅想。这使得科幻常常是置于现代性的想象的前端,对人类的科学的未来提供想象。但现代中国处于在世界上科学落后,贫弱并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民族挣扎图存所需要的是以欧美和苏联为参照的横向的“赶超”,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已经有了一个以空间的范例作为时间上追赶的对象。因此让中国的科幻提出对于全球性问题的想象,似乎是难以达成的。中国“现代性”所期待的是民族命运的超越。这其实对科幻提供了内在的限制。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已经在世界上存在,我们就难以形成科幻所需要的面向。同时,从内容和形式的角度观察,中国“新文学”的主流由于现代性的内在的要求又是以表现“现实”为目的的,现实被写实主义赋予了绝对的意义。对写实地观照现实的要求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主流传统。科幻小说在紧迫的现实命题之前显得太离开时代的主题,它的想象的面向也过度地不切题,和中国紧迫的现实问题和苦难脱节,它对于未来的“畅想”往往由于缺少现实的依托而受到指责和忽视。在一个吃饭问题尚且严峻的普遍贫困的社会中,科学幻想难免被视为空中楼阁。而八十年代之后,现代主义兴起,主流的文学又倾向于现代主义的复杂技巧。于是科幻又显得形式陈旧。难以引起关注。

到了今天,中国不再是一个贫弱的社会,普通人也告别了匮乏的生活,而高速发展又带来了诸多新的问题。中国社会由于自身的高速的发展,而和发达社会面临既有相似性又有极大差异的新的结构。中国的科技力量的展现是其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的部分。中国具有的全球性的意义使得中国的想象力需要在一个超出历史限定的全球的层面上展开。科学的力量的复杂性开始成为社会的一个关键性的议题,科学和日常生活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科幻小说对未来的思考,对于伦理和人文与科学的问题的关注更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关键的主流问题。如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转基因和试管婴儿和代孕以及互联网带来的诸多身份和认同等方面的困扰都早已成为中国公众思考和探究的焦点,形成经久不衰的公共议题。这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历史平台。

同时,中国文学的结构也由传统“现代性”的主流文学和非主流的分野转化为传统的“纯文学”和类型文学与网络文学的三足鼎立。在传统的“纯文学”越来越走入小众化和专业化的状态之后,失去了对公众的影响力之后,文学的状况和结构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为作为独特类型的科幻文学带来了新的社会的可能性。中国小说的类型的解放已经成为当下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现象,像“穿越”这样的新的类型的出现都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支撑。

还有一个因素也很重要,就是中产群体的急剧扩大,80后90后的年轻一代的迅速崛起和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新的社会格局为科幻小说提供了新的读者。这些读者有其全新的生活形态和思维方式。他们对于全球性议题的关切和对于自身的自我认同的需要,他们在一个全球化的不确定的世界上生存所面临的新的问题都为科幻文学提供了可能性。

科幻文学和电影等类型会在未来有很好的发展,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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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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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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