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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俗世”与“最大公约数”

——“直面俗世”与“最大公约数”——《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序

《跨世纪的文化瞭望——刘心武、张颐武对话录》序

张颐武

 

    这次的刘张对话录时隔18年后再重新出版的新版,心武先生嘱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部书今天已经有了全新的面貌,可以说是一部新书了。它分成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我们在2013年10月初的新的对话的成果,把我们最近的思考用这部分的新的对话呈现给大家。后一部分是当年我们的对话,为了呈现当时思考的真面貌,这一部分未做任何改动。。时间有了很大跨度,但这本书的价值,我们两个人,一个“40后”,一个“60后”,生活道路和思维方式也有诸多差异。但我们多年来虽然见面并不多,却能够常常沟通交流,毫无代沟。心武先生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对于中国的变化做出深入的思考,而我从八十年代进入大学之后也一直希望对这个变动的时代进行观察和思考。心武先生的人生境界,思考路径和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深切感悟,都让我受益匪浅。我们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就不断有往来,常常对于当时社会和文化面临的问题和现象有讨论。这本书可以说是我们多年的探讨交流的一个成果。

   心武先生和我在1995年底做了一个对话,,尝试对当时的中国文化状况进行描述和探究。当时我们两人对于时代的变化都感到有些思考可以用对话的方式表达出来,提供给读者参照。我还记得那时我连续几个下午到心武先生家里,每天聊到晚上。对话是美好的,我们之间有互相激发,也有碰撞和相互质疑,更多的是相互倾听和相互理解。心武先生作为长者,并不高高在上,而是和我坦诚地交流。我从这样的对话中确实获益良多。写进这本对话录的文字有价值,但我们还有许多没有写进去的东西,对于我仍然是美好的回忆。在这个十月的初秋,我们又一次体会了对话的乐趣。

   当时的文化和社会当时中国正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在展开的阶段,当时文化界正在进行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社会的焦点在于如何认识当时的社会变化,如何应对新的格局。社会和知识界对此有许多困惑和争议。当时市场经济对于文化的冲击带来了极为时刻的变化,许多知识分子或激烈抗拒或消极颓唐,觉得市场化会带来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毁灭。而我们则主张“直面俗世”,首先要理解市场经济带来的变化的趋势和诸多新现象,看到社会由此出现的活力和可能性。我们所期望的就是先认知和阐释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然后去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这个“直面俗世”的态度和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是我们两人最大的共同点,也是我们直到今天一直坚持的价值观所在。我们关切的关键就是如何“阐释中国”。我们当年讨论的许多具体的事件已经时过境迁,但我们当年的思考却为后来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所证实,如我们提出的大众文化会在社会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观点,如就已经为社会的进程所证实。我们点明的市场经济会带来社会的新的文化的发展和变化,而这些变化会给社会更多活力的观点,在今天一定比当时会受到更多的认同。其中警觉和关注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见解,对于不仅为911之后的世界反恐的进程所证实,也可以说我们所提出的思考到今天仍然参照的意义。这其实不是我们比别人有远见或更聪明,而只是我们尽力让自己更客观和更注重对现实的观察,而不是用自己的主观想象套在现实之上。

     如何认识中国?如何理解中国今天的状况和当下的时代?这既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内部“左”“右”分歧的焦点,也是一直在知识分子中争讼不已的问题。但从今天看,中国30年来的发展显然超出了“现代性”的“左”“右”二元对立。中国并没有按照“左”“右”知识分子所预想的模式和构架发展。而知识分子在30年来对中国未来所做的一些一厢情愿的预测也受到了中国现实的无情嘲弄。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知识分子曾经预测中国社会面临崩溃;21世纪初,一些知识分子则以为加入WTO是让中国严重后退的征兆。但中国的发展其实完全超出了这些预言。今天的中国通过开放深深地卷入全球化进程,也极大地影响着全球的进程。中国当然也有诸多问题,但显然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后劲与前景都展现了具有活力的一面,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和具体展开。当然中国也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往往“左”“右”的知识分子过度局限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对中国的新发展缺乏阐释力,也无力具体地回应中国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阐释中国的焦虑”之中,失掉对现实的把握。“左”“右”的二元对立既限制了知识分子看世界和中国的角度,也限制了他们对现实的真正客观理性的思考能力。因此,不少知识分子力图超越“左”“右”,从原有的固定的价值中超离,寻求更深入具体地把握中国的路径和方法。我们的对话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引人瞩目,但仍然具有自己的价值。现实中国的舆论场尽管也显得莫衷一是,纷争不断,但如果我们“直面俗世”,就可以发现,但其实在今天中国的主流民意在两个方面是有共识的:一是承认30年来中国发展的成就,看到中国经济成就和民生福祉在进步,同时公民的社会参与和民主进程也在进步,而文化方面的活跃和具有新的可能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二是人们当然都知道中国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许多问题和矛盾只能以渐进、改良的方式解决,而不可能选择动荡和混乱,不能选择极端主义的态度和立场。中国要变革和发展,但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步调进行。不管我们在改革速度、发展路向、思维方式等方面有多大分歧,但承认中国的进步,寻求中国渐进发展的道路其实是现实中国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所暴露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都不足以动摇这一“最大公约数”。凡背离这个“最大公约数”,一切主张就只能是缺少现实基础的空中楼阁。这些观点我们延续至今,今天的最新的对话就是我们对于中国未来思考的新的展开。

    让我们欣幸的是,我们18年前所谈论的一切,经历了时间和历史的考验,今天还能够让我们无愧无悔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一切还有待历史的检验。但“直面俗世”的现实感觉,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求实态度,这些贯穿在我们的努力之中的思路和方法会是我们一生的追求。

感谢心武先生,他的睿智和现实感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一直给我和读者们启迪。感谢我们的读者朋友,是你们的思考、鼓励、批评给我们继续对话的勇气和力量。感谢在这些年里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正是这一切给我们灵感和反思的动力,因为这一切如此地丰富,如此地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又如此地充满了魅力和希望。

对话还在继续,这对话既是和心武先生进行的,更是和我们的读者一起进行的。希望在这样的对话中,我们所有人对于中国和世界的理解和认知都有深化。我有信心的是,再过一些年这部书再度出版新版的时候,心武先生和我继续这对话的旅程。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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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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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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