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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当下年轻白领和大学生的焦虑

张颐武

 

 

      今天在网络和社会中,年轻人的抱怨和困扰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关切。年轻人对于自己是“屌丝”的抱怨,对于社会对自己重视不够的焦虑,自我实现和完成不足的困扰等等都是这些年社会的典型的现象。这些现象有许多不同的分析,但它是以年轻白领和大学生的焦虑为中心的。无论是关于“屌丝”“白领民工“生活的网络剧,还是网络上的牢骚抱怨,其实都是以这个群体为中心的。一面是已经成为白领,进入职场的年轻工薪族。另一面是作为他们的后备军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在网络上发声的愿望很强烈,因此他们的困扰被社会听到。

     今天社会已经进入了普遍相对丰裕时代,年轻白领和他们的后备军大学生等都是网络舆论的主流人群。他们温饱完全无问题,无需为最基本的生计发愁的,即使不找工作,由于有家庭的支撑,基本的温饱也不会发生问题。工作之后或上学期间各种小的消费都唾手可得。家庭对他们的经济支撑和未来的基本财产的继承都是现实而具体的。就拿一个我认识的家在外地,在北京艰苦打拼,挣钱很少的独生子女的年轻白领来说,他自己的生活可能有诸多问题,但其实在他的远方县城的做普通干部的父母有两套房,这些不动产的价值很高,也是未来他必然继承的,他的父母也节俭生活用自己的退休金多方面接济和支持孩子。这些其实都是和社会的基本保障一样或更重要的经济的保障。他实际在北京的基本生活并无任何问题。但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成家立业,事业有成、大富大贵又遥不可及,但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富二代”和网络和金融新贵或演艺明星的的炫目光彩反而让挫折感和失落感加深,人生意义的困惑变大,焦虑加深。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今天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普通体力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原来高等教育稀缺时代原有的收入溢价逐渐消失,年轻人上过大学之后并没有显示出在职场的竞争力,往往低级白领的工作的成就感不高,未来上升的空间也很难看到,加之现在的普遍化的大学教育往往并没有培养出年轻人的一技之长,很难在今天的剧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一下子变成社会的精英。而是泯然于无数这样的过着缺少色彩的平常生活的普通白领之中,时间长了看不到新的前景就有对社会的失望。

      另一方面,传统的工业社会的自我上升,往往需要艰苦的磨练和从青年时代开始的十五年左右的打拼,才有可能。传统工业时代的所谓富豪往往都经历过这样的传奇故事。但在今天,有知识产权或特殊技能的的IT精英或创业的新贵以及演艺明星等,这些领域的成功者往往和低级白领和大学生有原来相似的生活轨迹,但由于他们的一技之长,就迅速崛起。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人们不可能有巨额财产继承的机会,但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而通过继承的“富二代”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很大的传播效应。

     这些都加剧了年轻白领和大学生的苦闷。他们往往对这些人有“羡慕嫉妒恨”的复杂心理,也有“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慨叹。这些其实都会造成对主流价值的困惑,对社会的不满。而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又让一些人将这方面的困扰变成对社会基本运行方式的不满,构成某种社会风险,给一些负面的价值可乘之机。这其实也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的一个部分。

      实际上,现在在主要的经济体都面临中产失落问题,所谓1%和99%的不公平问题,不是赤贫无产阶级和脑满肠肥的富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一部分传统富人和新科技及金融和演艺等有知识产权和特殊技能的新贵和普通没有一技之长的白领等的冲突。大学生普遍的不满在于原有的高等教育的收入溢价的失去。这其实是全球化的新议题,不是哪个国家独有的。中国当下出现的年轻人的状况其实和这些经济体都相似。

     这一需要主流社会对于这个问题的高度的关切,在拓宽年轻人的成长空间,创造更多公平的机会,并激发年轻人对主流价值的认同上下功夫。二需要成熟活跃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化解焦虑。三需要社会精英的清醒,以及与年轻人的充分的沟通。社会既要有灵活而充分的理解和沟通和倾听的渠道,也要有对主流价值的坚定持守。中国的发展还远未到顶,年轻人的上升也还有巨大的空间,这其实是我们和其他经济体相比的现实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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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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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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