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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一个访谈,谈的是市场的变化产生的新结构,没有涉及内容的高下,这比内容问题更复杂。

 

 

张颐武:《小时代》:增量决定未来

 

口述:张颐武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采访:刘胜眉

 

 

刘:《小时代》上映后各种方面的评价很多,有不少是负面的。您对小时代》总体有什么看法
张:这个电影我觉得没有被什么特不得了的问题。它实际上是反映现在中国年轻人在一个新的以消费为主的社会生活状态虽然有一些友谊破碎、矛盾激烈的地方,但总体上没有让人消极堕落,还是有某种“奋斗”、“努力”的价值观,基本稳妥温和。是能够和现代年轻人交流,四个女主角的命运还是吸引人的。我觉得这样的电影会让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朋友感受比较强的冲击力,这是它独到的特点。

刘:有一部分批评说,《小时代》把上海拍得太美了,展现了太多浮华奢侈的东西,价值观不正确。您怎么看?

张:它讲的是视觉的震撼力,这就是所谓的“白话现代主义”了。(研究)早期电影的张真、米莲姆·汉森用这个分析,认为观众对于图像里面奇观的景象有一种迷恋感。早期电影经常展现这种社会景观,像《子夜》这种左翼电影里也有展现上海灿烂的社会景观的部分。我觉得小时代》也创造了这种迷恋感觉。它里面有多当代都市生活的符号LV那些,对于空间的表现也着力于营造一种非常具有迷人感的资本主义的空间。这个价值观也没有什么负面的。中国在价值观上的要求,无论是左的右的其实都很严,都反对大众文化:右的人说大众文化不要民主了,左的人说大众文化不爱毛主席了。其实中国的年轻人是真正处在大众文化里面。总的来说《小时代》的价值观还是守在主流的范围内。

 

刘:《小时代》的主要观众是90后,也包括一部分80后。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青年”和“电影”放在一起,有一种可能是指向所谓的“青年电影”,那种反叛的、反主流的、对商业有拒斥的电影,像外国的青年电影,还有中国第六代的电影。但是当下,年轻的电影创作者们似乎在放掉了一部分青年的独特性的意识,您怎么理解?

张: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维的不同。我们从学校里出来学文艺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现代主义的训练,电影里是戈达尔式的、小说里是乔伊斯式的这种训练。大学里教的、文艺青年给大家传递的,都是现代主义的那一套。训练完了你就喜欢看贾樟柯的电影,它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形式上的实验,内容上的反叛,个体的孤独感,然后还有某种对下层人民关爱的“轻”社会主义,贾樟柯把下层人民也文艺化了。而郭敬明他真正地进入了后现代的全新空间。我们的学术训练其实不够,郭敬明给我们的东西其实超出了我们给学生的训练,我们的老师没有给学生一种新的理论想象力,现代主义的那套理论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僵化。僵化的现代主义和中国电影市场新的状态完全是脱节的。先解释现象,再做价值判断。解释不了现象,做的价值判断也没意义。

 

刘:您认为《小时代》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票房成绩,原因正是有一批和郭敬明一样身处后现代内部的年轻观众?

 

张:其实是这样,整个中国电影原来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是普通大片引导的市场,另一块就是当年张艺谋走的路子,从八十年代后期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就是走“国际路线”的文艺片2011年以来电影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新变化来自新的观众:一个是有互联网思维的90后年轻人进来了,一个是由全国化带来的三四线城市的青年人和中年人进来了。

 

刘:是,在我的个人经验中,我四线城市的家乡也经历了从九十年代电影院倒闭到最近新的多厅影院进来的过程。

 

张: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讲过,中国的“全国化”将带动世界电影的转变。早在1011年这个趋势就非常明显了,只是那时候这个现象还没有被放大。我那时开始写文章做“全国化”,研究一直做到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全国化深入到了三四线城市的中产阶级,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原来是北上广主导,现在北上广的票房一看就知道,有增量的电影都是在三四线城市给放量了。比如,万达的多厅影院在各个三四线城市大量铺开,每个影院612厅,一下就重新配置了空间结构。空间结构的配置就使得大量其他的片源进来。冯小刚和张艺谋的困难就在于他们的市场是老化的,没有年轻观众的增量,没有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增量。为什么《归来》3个多亿,《私人定制》45亿,就是因为增量上不去。而《变形金刚4》跟《小时代》一样,都受到大城市文艺青年、豆瓣上的批评,为什么票房会这么激烈地增长,就是因为你批评不批评没关系了,人家玩法不一样。新观众进来了,增量决定着中国电影的未来。

 

刘: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这个大国的“增量”?

张:可以讲中国的未来是美国式的中国,只有大国才有这个量。中国总的人口基数太大,10亿以上规模只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才能做得到。但是印度电影有一套完全封闭的自己的玩法,而中国电影其实全球化的程度比印度的要高,就是我们的工业化也好、制造业也好,都比印度、巴西全球化程度高得多、深得多。不要以为像《小时代》这样内销化的电影和全球化没联系,它是全球进程的一部分。说到底《变形金刚》在小城市和《小时代》在小城市是一样的,其实《变形金刚4》为《小时代》打了通路。

现在从《小时代》回去看,我觉得《泰囧》很重要。《泰囧》里面有一个王宝强,或者准确地说是“王宝”这个剧中人物。王宝走进电影院,看到了范冰冰,决心要娶范冰冰做老婆。实际上,《泰囧》最后王宝和范冰冰合影是一个象征性的表征。像王宝这样的年轻人开始进电影院,最终实现了和大明星合影的心愿,其实代表崛起的新市场为整个电影行业带来结构性变化。当年张艺谋、冯小刚打通了中国电影大都会的市场,这个大都会新型的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是非常恢弘的,有非常怪异的以武侠为中心的历史想象力。还有都市世俗喜剧,这都是一些相对更成年人的趣味,这个趣味主导了整个中国电影大片的十年。现在发言权转移到年纪比过去更小的观众,转移到三四线城市,所以必然有结构上的改变。郭敬明的市场准确性体现在,他通过上海灿烂的景观,完全把这个增量吃进来了。这是一个盖茨比崛起式的增量。而我们的潜力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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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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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大众文化与传媒、文化理论、8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和电影。近年来,张颐武一直专注于对全球化和市场化激变中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并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了丰富而重要的阐述。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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