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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语”话“年轻”

这是《人民政协报》5月5日刊出的采访,请大家指教。

 

“古语”话“年轻”

———张颐武先生就其新书《年轻时》谈青年、学术与人生

本报记者;杨雪

▲张颐武先生近影
 

编者按:

近日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先生出版了新书《年轻时》,该书是张颐武近年来对人生警语解读阐释的文字结集。这些文字多有一个程式,即每则以“年轻时”开头,“古语说”结尾,篇幅短小,约百余字,主要为年轻人解决人生和现实的困惑提供思路和方法。张颐武说:“时代在变,但是做人的方法古今是相通的;我的文字微末,但是希望今天的年轻人少走弯路。”本报记者日前就此采访了张颐武,请他谈谈青年、学术与人生。

“人情世故”非庸俗

问:这本《年轻时》缘自上世纪80年代您在北大读书时,对明清笔记中古人警语所做的记录,近年来您又通过微博对这些警语进行了阐释。文字精炼,又经多年斟酌,我觉得有一个词特别适合形容它,那就是“集腋成裘”。您自己如何看待这本书?

答:这本书的内容来自我过去做的笔记和后来发的微博,但是此前是以散碎的形式存在的。“集腋成裘”,只把“腋”攒够了恐怕还不行,还需要把“腋”重新细致地编排,才能做成一件上等的裘皮大衣。这本书就是将“腋”进行条理化、类型化、集中化的编排后的结果。

问:这本书现在很热销,体例您能介绍一下吗?

答:我主要是按照主题编排的。如第一章叫“品行非路人”,讲年青人必须提高道德水准,从不同的角度谈怎么以品行立人。第二章“接力正能量”,是讲做人的基本态度;第三章“狭路正相逢”,是讲人生中间碰到的挑战和困难,该怎么去面对;后面还讲到一些做人的基本方法,像“知人又论事”,是要看清人生,看清别人;“人生放长线”,是说人生如何能够看得更宽广;“温故又知新”,是讲人生的老道理,人生的老经验怎么用等。还有阅读、学习、交友、求实等共11个大问题,其实是人生的11个侧面。然后我把微博的内容按照这11个侧面精心地编排。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还是精心地想过这个分类的。思路就是如何将现在的年轻人遇到的问题,和我这些微博内容对接起来,重新编排成书。我自己在重新看了这本书之后,都觉得又有很多新的感受。所以,尽管内容是过去记录的,里面的那些警语也都是很熟的,但是现在我看到它时,我觉得这已经完全是一本全新的书了。

问:您在书中谈到人年轻时要了解一些人情世故,这和一些对年轻人的“要求”有所不同,有没有人说您这本书会让年轻人提早“变老”了?

答:我想年轻人多知道些道理是不会错的。少年时期太莽撞,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问题会很严重。现在有的年轻人接人待物易走极端,有些是不屑于与人合作,唯我独尊。但也有自以为成熟,其实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常常很肤浅,是朝着实用的、庸俗的方向去理解人际关系,就想着利用别人。我这两年发现,很多年轻人喜欢巴尔扎克小说里的伏脱冷这个角色,想做一个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的“冷面人”。事实上,这样有时会画虎不成反类犬。待人接物,与人合作共事并非是庸俗的事情,也很不容易。就像我们很多纯文学作家说,我要写通俗小说那还不易如反掌嘛!可是真的让他写,他会发现琼瑶的小说也不是那么容易写好的!这里面的“游戏规则”很难掌握。我的这本书其实是讲待人接物的“分寸”。

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这一点。比如儒家讲人情,讲人与人之间要有真心。他人有困难,要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帮人家一把,这就是人情;世故呢?就是要对复杂的社会有一些了解,对年轻人成长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在书中说,年轻人,应该“循人情”、“知世故”。我说懂点人情世故,是要年轻人学会如何与人合作,和庸俗无关。

问:您书里说:这些文字是“我自己年轻时吃过亏、尝过苦头、受过益之后反思得到的一点点感想。”书中所写,是否都是您的经验之谈?

答:应该说是。比如1983年,我20岁,还在北大上学。一次和父母去看电影《火烧圆明园》,电影演到一个清军将领痛打外国人,观众掌声雷动、起身叫好。我当时觉得这个情节有点荒谬,回家愤怒地写了一篇文章,觉得自己很高明,像个“启蒙者”。可是我父亲听了我的想法说,你为什么不换位思考呢?导演是个香港人,长期在英殖民统治下,电影已经让观众很郁闷了,导演需要一个剧情振奋观众的情绪。那时候我还不明白,和他争辩。后来想通了,遇事要换位思考,我想的不一定错,但别人的想法也要尊重。我在书中很多地方谈到这一点,人需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我们年轻的时候,不大容易明白这个道理。

深入浅出是学问

问:您成长于一个具有学术氛围的家庭里,老一代学者的治学方式给了您怎样的影响?

答:我从小就生活在学院里,我的父亲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是他那个学科里很有影响的学者,我是从小看着我的父亲和许多学界前辈们如何做学问的。史树青先生就住在我家楼上,史先生常来我家聊天。我对他们的感觉是,大学者们很近人情、通人情的;他们说的话都是深入浅出,从不“端着”;他们写的文字也很通俗、生动。我的人生、我的学术受他们的影响很大。我觉得学术不应该是神秘的东西,所以我写文章包括写论文的时候,很愿意写得通俗易懂一些。

问:您这本书以“年轻时”开头,“古语说”结尾,把晦涩的道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深入浅出”是否是您著书立说的方法?

答:这在中国学界也是个老传统。中国很多学者都是“两套笔墨”,“主业”是学术,“副业”常写些散文、随笔。我其实一直对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有兴趣,平时常写些比较轻松的文章。我的“副业”是从年轻时候开始的。为什么?有一件小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刚研究生毕业,留在北大任教,教的是成人教育。那时的我感觉自己书教得还可以,可是成人教育班的学生有个特点,他们都是家累重、工作忙的成年人,他们需要的是划重点,应付考试。我当时非常困扰。那时正在演电视剧《渴望》,他们课间谈起来都是说《渴望》里的故事,刘慧芳如何如何,宋大成如何如何。这启发了我。我就分析刘慧芳和宋大成的故事的涵义,以及和当代历史的关系,由此再回溯到现代文学,常常让学生一起参与讨论。这样的效果真的很好。这让我有所领悟,一是大众文化对于人们的影响真是很大,不能不关注。二是讲课写文章要关注受众的反应和需求。所以,90年代以后,我自觉地写了很多散文、随笔、时评文章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开始觉得学者应该具备这样两种能力。我觉得,学者可以把学术思维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大家。现在有了微博微信,网络对我们的影响无处不在,用零碎的时间随手写些东西,与公众分享,如能积攒起来,最后也能“集腋成裘”。

问:这本书还应归于您的大众文化的学术研究的范畴吗?这种关于人生智慧的文字和您的学术研究之间有没有内在联系?

答:这本书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延展。学术教会你思维方法,学问跟人生不是分开的。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学术研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比如读小说,我近来读了严歌苓的新书《妈阁是座城》,觉得它对人性的观察很深入。从这部书你可以看到严歌苓对于赌徒的心态,对于人投入赌博后的状态有极深的体察感悟。这种赌徒的心态就是人生的一种形态,这种在欲望面前的无法自制常常是我们自己也可能遇到的,就能从中既看到人性,也悟到人生。你会发现文学作品里的人生,和我们真实的人生,是殊途同归的。

人情练达即文章

问:严歌苓曾讲过,她写《扶桑》和《人寰》时,她父亲立刻指出,不能这样写下去了,文学不是理性的、概念的,你必须捡回你的形象思维,否则你将无路可走。您也常提到您的父亲,您的父亲对您是否也有过类似的影响?

答:我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做人非常谨慎,待人谦和善良。他对自己的学科非常专注,且做事细致认真,专注于学问。他写一篇文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反复推敲,我完成一篇小文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经常说,您做事怎么这么慢呀?他就告诫我:你做事太毛糙,太简单!这对我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特别是我年轻的时候。

问:您刚才讲人情世故、讲表达,我觉得都涉及“得体”和“分寸”的问题,在您的记忆中,您的父辈学人在做人的“得体”和“分寸”上,是如何把握的?

答:他们都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礼仪,比如称谓问题。一次钱锺书先生给一位学者写信,称“某某兄”,那个学者当时才20多岁,而钱先生已是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了。其实这和这位学者的年龄无关,也并非钱先生很赞赏那个学者的学问。而是钱先生遵守着传统中对年轻人的称谓,如果他非亲属又非师生关系,书信当中也要保持这样的称呼。有这么一个规矩,实际是保持一种尊重感、分寸感,这是一种微妙的传统礼数。钱先生对这种礼数是绝不会错的,虽然他在私下场合也开玩笑,甚至在文章中可以读出他的清高,但是他与人见面总是要恭恭敬敬的。

在北大,我经常碰到白化文先生,是一位大学者,我们尊重的老先生。他的学问很高,但是白先生每次见到我这个晚辈都一定要寒暄,并且寒暄的时间会很长。这是北京的“老礼儿”。识礼、得体,是中国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问:您墙上挂着一幅星云法师的书法“观自在”,这个“自在”和您刚才说的“得体”有没有冲突?一个人,如何“自在”?又如何“得体”?

答:星云大师也给我启发,去年我们在佛光山做了一个“对话云时代”的活动,他心胸开阔,能够接受新的事物,看人生很有一种行云流水的超越的智慧。强调自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侧面。这个“自在”,我认为是自由的精神、自由的内心。你看,“自在”前有一个“观”字,“观”是什么?这就是一种“间离”的效果。儒家文化中很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人和人之间讲究“敬”;道和佛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心的自由,讲“静”和“净”。你在社会上的表现得体,你的内心就会获得更大的自由;相反,如果你的自由表达触犯了他人和社会,那么你的自由也将受到妨碍。

闻一多先生说,戴着镣铐跳舞。如何在人生的“自在”和束缚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所谈的“得体”和“分寸”。

问:看来做学问和做人是可以融会贯通的。

答:对!学术训练其实对做人是很有帮助的。融会贯通以后学问是打通的,可以用阅读文本的方法来阅读人生。我觉得我为什么能够观察到一些年轻人的缺点,是我对自己的毛病能够做反思,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长时间的学术训练,自我批评,然后发现我今天做得不对。现在很多年轻人不太善于反思,就是因为缺乏“学术训练”。我这本书其实是在运用学术训练。我常说,求实,是做学问做出来的。比如,我时常说我这个人不是特别理想化,这是个最大的缺点但也是最大的好处。有些人特别理想化,他不是不聪明,特别聪明,但是他们的聪明都偏于理想化。理想化当然有一个好处是对人生执着,但坏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理想化以后容易不够理性,理性判断缺乏。所以我的不是特别理想化,在文学方面,就使我在上世纪90年代做出一些比较准确的预测,如预测大众文学的兴旺、中产阶级的崛起等。因为理想化成分较少,所以比较求实。因为你最后要对,不是按照理想对,而是按照事实情况对。实践检验真理,非常重要,最后看着实际情况跟你说的对,而不是说你这个话在当时你可能“理想”,我要坚守,别人一听很感动,但这个没有用的。所以我的这本书也是,我对年轻人的看法的要求是求实。另外是低调。由于求实了所以低调。因为你会发现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下能够解决的。而学术训练有一个好处,就是让人能够换位思考,这一点对于人,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意义重大。

钱锺书先生最赞赏的人是“文士”、“通人”,就是通达之人;他最看不起死读书的“学者”,认为读死书,不能融会贯通是最糟糕的。我是做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我发现把这些思想方法应用到对人生问题的思考上,也能够很好地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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