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张颐武近照。

　　最近,张颐武出版了自己的新书《年轻时:张颐武解说人生警语》。

　　这位以研究大众文化而著称的北大知名教授在日常与学生交流中发现,今天的多数年轻人在衣食得以保障之后,面临着幸福感的低迷和成长发展面临瓶颈的焦虑。这让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走过的弯路。

　　“幸好那时自己大量阅读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知晓了修身养性、为人处世的道理。”张颐武回忆。

　　于是,他决定把这些对自己助益颇大的古人警语加上自己的理解分享给当代年轻人。

不会待人接物、不会调试挫折感、专注力不足是当代年轻人面临的三大问题

　　记者:在你看来,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问题和上几代人有什么不同?

　　张颐武:现在的80后、90后独生子女居多,他们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时期,很少有基本生存无法保障的困扰,但容易极端自我和过度情绪化。

　　在学习阶段,年轻人常以考试成绩论成败,一直处于学习奋斗过程中,一些待人接物的礼节不是很熟悉,跟师长们沟通不良。到了社会上手足无措,会有很大的挫折感,但又缺乏克服挫折感的路径和方法。害怕失败,害怕问题。

　　另外,网络时代的“用过即扔”的快餐文化让当代年轻人专注做一件事的耐力不足。这三个问题相对比较严重。

　　记者:刚才谈到的问题是通过对网上资讯的总结,还是在跟学生们实际接触发现的?

　　张颐武:两个方面都有。与学生交流是很重要的部分。学生们在社会上遇到问题,会回来跟我倾诉。可能在学校时,学生对老师很挑剔,但到社会上他会发现与老师没有利害关系,一般会真心给你建议。

　　同时在互联网上能很直观地发现,在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情绪被互联网放大了。过去,单位里一两个年轻人遇到苦恼,但周围没有人跟你沟通。现在你会发现微博上几百万人可能跟你面临同样的问题和心态。这时候,你容易把挫折感和不愉快放大。

年轻人不要把偏门当主流

　　记者:《年轻时》作为一本指导年轻人生活工作的书和市场上流行的成功学以及心灵鸡汤类的书有什么不同?

　　张颐武:这本书跟市面上成功学书籍的不同来源于书中内容是我青年时代感同身受的结果。成功学讲门路、讲路径、讲怎么做。我从个人的感受出发,分享自己遇到困难焦虑的状况。成功学告诉大家的是捷径,过于机巧。我写的是启发,做人做事的基本规则。只是这些规则一些年轻人还不熟悉。

　　记者:这本书里很多警语取材于明清时代的文人笔记。在你年轻时,为何选择在这些作品中寻找答案?

　　张颐武: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教人修身养性的小册子。中国的笔记体从《论语》开始,发展得非常充分,到明清已是极高的程度。内容包涵了阅读前辈经典的感受,有人际关系历练的总结,尤其对处理人际关系,生活方法认知总结得非常充分。年轻的时候,我也走了很多弯路,觉得困惑。当时找了很多此类书籍阅读,获益良多。我自己介入传统文化门径就是从这里进去的。之前对诸子经典的学习很浅,浮在面上。后来通过这些笔记重新去学习了解。

　　记者:刚才你提到你年轻时走的弯路,能举个例子吗?

　　张颐武:我年轻的时候,考上北大,非常自负。记得二十几岁时,一次和父母在电影院看李翰祥导演的电影《火烧圆明园》。电影里演到僧格林沁痛揍英国侵略者,场内很多观众鼓掌叫好。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深沉,有很强的文化反思,别的观众鼓掌叫好是愚昧之行。我向父母发表我的观点。父母认为,那个时候中国受到屈辱,如此表达也是民族感情。我不反思自己,反而认为连父母也是庸众。今天的我,很难再犯这样的错误。当时自己也不过简单地看了一些书,获得一些肤浅的见解。没有试图跟意见不同的人沟通,没有从另一个角度去想问题。年轻人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看到一本书,学到一种观念,非常激动,非常执着,觉得真理在自己手中。但他们的思路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给年轻一代多些这方面的启迪,能够推己及人。

　　记者:你相信通过书里的沟通能让年轻人走出困境?

　　张颐武:肯定会有帮助。现代人足够聪明,年轻人稍加点拨就不一样。小时候,父母只要求他们成绩好,不管人际交往,不管注意力集中。到了大学又放任自流,产生很多问题。这本书主要让他们学会有分寸地去处理。一个人少走弯路,一方面是靠自己碰壁再做调整；另外就是依靠别人帮助他,让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境下该怎么做,怎么沟通。

不要被一种价值观主宰,要在现实中吸收学习

　　记者:学习古人做人的道理,教年轻人待人接物,努力适应社会,会不会偏于保守?

　　张颐武:肯定不是激进。社会需要给年轻人不同的参照。从五四时代开始,已经有很多青年去突破反传统,蔑视权威。同时,我们社会非常愿意把年轻人培养成革命的中坚力量。我并不是告诉你,你的人生目标,你的价值观,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些需要你自己的阅读思考,自己对周边的认识形成。我要帮助你的是你怎么待人接物,你学习方法是什么,怎么倾听别人的意见。我不是给他价值观,而是给他找价值观的方法。

　　记者:你在微博上批评一些观点时,为什么喜欢用“憨直愚钝”这个词?

　　张颐武:“憨直愚钝”就是思想的简单化,单线条,看了一点书就很自大。我没有恶意。不是说自己比别人高明。而是说这些人自己钻牛角尖,不能够换位思考。当然,不论是微博里激烈争论的两派,还是愤激的年轻人,都特别聪明,他们只是思考的方法有问题,被一种价值观主宰,不太善于在现实中吸收学习。年轻人需要平心静气地看清现实是什么,社会怎么运行。

　　记者:与“憨直愚钝”相比,你转发相对认可的观点爱用“可参考”三个字。

　　张颐武:用这三个字是为了跟我原创微博有差别。别人意见跟自己的想法肯定有距离。别人喜欢用赞,我不是这么热情。我转的各种派别观点,并不是自己的想法。主要给关注自己微博的朋友看到不同思路的路径。我喜欢保持事物的距离感。

　　记者:除了自己的新书,你还会推荐哪些书给年轻人?

　　张颐武: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邓是个很灵活的人。他有坚定的信念:中国要富强。但实现这个目标,他可以采用最灵活的方式。三起三落,他遇到很多困难,能对年轻人有很大启发。另外就是尼尔·弗格森的《巨人》。这本书讲美国的历史,美国怎么发展。美国当年遇到的困扰跟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道德问题,精神上自信不足,能给今天中国人思想提供不同的角度。此外,还有《荀子》。在诸子中,荀子特别了不起,对人性的观察尤其细致。

莫言的作品让你反思社会,郭敬明的作品让你适应社会

　　记者:研究大众文化的学者是不是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

　　张颐武:上世纪90年代初,我是一名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在学校要带夜大的课。夜大的学生很多都30多岁了,纯粹为了文凭,为了自己的生活改善走进课堂。我自认讲得不差,但他们都不感兴趣,只问怎么考试。那时正好在播《渴望》。我发现上课睡觉的学生,下课一聊起电视里的刘慧芳、宋大成如数家珍。后来我讲“鲁郭茅巴老曹”,就会跟大众文化相结合,比如把巴金的《家》跟《渴望》比较。我觉得大众文化在形塑社会的功能方面比一些经典更强大。后来,我对电影和电视剧的研究有了更大的兴趣。可以说,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大众文化比纯文学意义更大。在这个意义上,《渴望》的意义不一定比莫言的小说差。

　　记者:在2013年,你的博客好几次都提到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你很认可这部引起热议的电影?

　　张颐武:《小时代》表明了85后到90后对社会的理解。它出来后受到很多争议,我始终抱着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我们的社会思想受上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的训练过重,很容易故步自封。其实《小时代》里面也有现代主义,但它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里面有姐妹的情谊、克服困难、自我的想象,都是古今中外通用的文化主题。我还觉得这个作品对年轻人社会化形成有很大帮助。我们总说“正能量”,莫言的作品让你反思社会,郭敬明的作品让你适应社会。这是平行的,不是相互替代的。我们总是有一套狭窄的观念,有莫言,有贾平凹,有阎连科,就不能有郭敬明?

　　记者:你对类型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崛起以及它们对纯文学社会功能的分担十分肯定。但相对于纯文学,这两类文学的物质回报更优,获得名气也可能更快。这会不会让从事纯文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

　　张颐武: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要看到网络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创作也很有难度。类型文学写到琼瑶那样不容易。网络文学是个体力活,每天要更新10000字,否则粉丝无法满足。现在80后纯文学作者越来越少。但我们要看到郭敬明纯文学发展出来的技巧,诸如人称变化、观察角度的变化、象征主义的应用等。这些在笛安的小说,落落的小说里都有应用。有作协系统支撑,纯文学肯定还会有人从事。三个文学大类三足鼎立的状况,不会改变。